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13)01-0001-17 继国家推出面向高等教育的“211工程”和“985工程”之后，今年又推出《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教技[2012]6号)，即“2011计划”。从政策出发点看，“985工程”是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的讲话，目标是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2011计划”是“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目标是通过协同创新“大力提升高校的创新能力”。“985工程”所及高校范围有限，只有39所高校挂名。从冠名的角度上看是一项相对封闭的政策。而“2011计划”虽然也有很高的门槛，但是面向全国所有高校，目标是搭建“中心”平台，具有广泛的开放性。这样一项政策的出台，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的整体影响将会是深广的。从时序上看，政策指向已经十分明确，目标是“面向需求、推动改革、探索模式、提升能力”，概括为“一个根本出发点、一项核心任务、四类协同创新模式和八个方面的机制体制改革”。政策既明，接下来的问题主要是实践性的，似乎理论问题已经解决。但是，任何一项政策的执行首先取决于相关人的“理解与解释”。而对政策文本的理解取决于支撑政策的理论之彻底性和深刻性。没有彻底的理论，就不会有深刻的理解；没有深刻的理解，就不会有深度的“交往和沟通”；没有深度的交往，就不会有有效的行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在全国高校为落实“2011计划”进行顶层设计、连横合纵、营建联盟的关键时期，为高校更好地理解政策意境，从理论上分析协同创新的政策基础是必要的。 一、协同创新的政策语境和历史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举国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经院系调整，高校结构发生变化。公立、私立和教会三大类型高校合流为公。高等教育的公有性质和服务公共利益，提供公共产品(public good)的角色和职能得以确立。作为组织的大学和作为个体的学术人在新的结构中形成新的权力关系。在随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高校无由自立，“白专”与“红专”的话语发明和任意诠释，为新型场域着色。改革开放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知识界定调。随着“白猫”与“黑猫”的因色划界标准消弭，学术界纷纷在个体和组织层面入海试水，学商共谋，私利和公利的位序变得模糊。高校扩招、“一流计划”和创新工程“接力”。单从经费投入的角度上看，纵向比较，各类科研机构的经济资本总量前所未有。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构成的创新阵线进入经济条件最好的时期。公共财政的高投入刺激政府和社会对创新成果的高期待。创新主体“干了什么、在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的问题，为政策所聚焦。以解决重大问题和争取世界一流为目标，以协同为手段的创新政策适时启动，符合时代精神。关于协同创新政策出台的背景，政府相关负责人从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与创新的密切关系做了说明，指出“创新能力不足既是我国教育、科技与世界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长期以来我国创新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效率不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脱节。”②一方面创新和知识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和核心要素，另一方面我国又存在创新能力不足诸多问题。因此，通过机制体制改革提升创新能力，进而推进创新、创造知识，自然而然是一条必由之路。从一般性的描述看，这种推理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历史地看，所及变量的关系十分复杂，还需要深入分析。具体地说，要从历史的和理论的立场回答三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我国的创新能力不足?为什么不能面向社会需求选择学术方向?为什么我国在创新方面缺乏合作和协同? 在当代知识社会的语境下，创新具有较科学发现和发明更为宽泛的外延，但其内核和基础是现代科学，其发展状况与社会结构、工业革命、经济增长有双向约束关系。创新能力的强弱是通过比较反映出来的，强与弱是相对的，需要一整套数据通过标杆(benchmarking)比较来评价鉴定。目前在不同领域或整体或局部，都有一些反映能力(综合实力、竞争力、影响力)等方面的排行系统，如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的国家竞争力排行，《财富》(Fortune)杂志的世界企业排行，美、英、中等国的大学排行榜，基础教育领域还有PISA成绩的排行。这些排行榜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比较国之间的“能力差距”。虽然可资参考借鉴，但现实比排行榜反映的情况复杂得多，各色排行不足全信。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迎来“科学的春天”后，中国的科学事业走上了快车道。从“两弹”爆炸到“神舟上天”、“蛟龙入海”，从专利数量的突进到科研文章的激增，从科研投入不足(人力和财力)到科研队伍和经费的迅速增加③，我国的科研投入和成就有目共睹。以SCI为表征的科技发展状况，从2006年开始我国发文收录量已经排到了世界第二位④。作为一项可测指标，SCI的总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水平，不过这仅仅反映了数量方面的状况。此外，从发明专利的申请上看，科技发展速度也很快。2001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63204件，2011年达到526412件，其中本国人(含港澳台)申请415829件。与美、日、欧、韩四个专利局比较，第一次位居第二⑤。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潜在的问题。根据美国思科公司赞助的《全球最具创新力国家最新排名》的调查报告，我国创新指数在2004年到2008年之间仅排54位。与SCI的总量比较，创新指数更能反映出科技的质量。如果将科研在工业企业中的应用因素考虑在内，从科技对经济的附加值看，我国科技在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和环境、资源等可持续性方面的贡献，距离期望还有很大的差距。科研体积和总量虽然庞大，质量和水平并不突出。钱学森先生关于“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诘问，核心问题就是“质量”问题，直接诘问的是“培养”，潜在的焦虑是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无论作为一种描述性的事实，还是作为发展的激励性因素，将“创新能力不足”作为衡量科技水平的一个基本判断，其政策意义是明显的。大而不强，多而不精，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正视的现实。以此为认识前提，在为提升创新能力开处方的时候，还需要分析不足的历史与当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