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是近年来国际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在一流大学的热潮中，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也浮出水面。一些国家的政府开始实施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政策，一些组织和学者开始研究、评价国家高等教育体系。 一、各国建设一流大学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竞相推出一流大学(卓越大学)计划，这里当然有知识经济的时代潮流的驱动，也有各国自身特定的考虑。韩国于1999年实施“21世纪脑力计划”(1999－2012)、2008年又启动“世界一流大学计划”；日本于2002年实施“卓越中心计划”，提出重点建设一流的大学、研究中心和学科。德国2005年推出“卓越计划”，资助研究生院、卓越集群和未来构想的大学；法国2008年实施“顶尖大学”计划，建立卓越的高等教育中心和研究中心；俄罗斯2007年实施“联邦大学”计划，建立研究型大学。 各国的一流大学计划有着重要的意义，推动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促进了高等教育机构的竞争，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知识经济下的国际竞争力、高层次优秀人才的培养和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实力大有裨益。不过，这些做法的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重点建设偏离了高等教育民主化和平等主义的理念，拉大了精英与普通高校之间的差距；合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合并院校内部的文化、管理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学和人才培养；有的大学过分重视国际化导致对本土需要的漠视，一定程度上与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背道而驰。不仅如此，一流大学的巨额投入也面临财政上的困难，在国际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等等。此外，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弊端是过度追求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位置，建设模式也是跟着排名的指标进行。 世界大学排名的本意是为了找出本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为寻求建设一流大学的途径提供参考。排名本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把当今国际高等教育的格局描绘出来，而且是用一种容易看懂的简单直观、清晰明了的方式呈现的。但正因如此，各国的好大学在排名表中被“比”出了高下，分出了座次。这个高下让一些大学和政府不满意。一流大学及其排名似乎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的实力问题，还关乎国家和大学的面子，由此激起了一些国家和大学在全球排名的竞争意识和雄心。如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就立志要在北欧地区居于领先位置，并成为欧洲的20强。格拉斯哥大学的目标是成为英国顶尖的10所大学之一，并在世界上排进前50名。2006年爱尔兰企业与科学政策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宣称：爱尔兰的目标应该是到2013年有2所大学进入世界前20名。2009年泰国教育部长提出要在泰国建立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争取进入世界前500名。立陶宛总统提出要建立一所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欧盟委员会在2010年发布的《欧洲2020：实现智慧、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发展战略》中，针对只有2所欧洲大学排在前20名的情况，提出欧洲必须有所作为。 二、从一流大学到一流高等教育体系 建设一流大学是必要的，一流大学的排名也是有价值的。但有关的讨论和争议一直存在。一些国家、国际组织和学者很早就对一流大学排名重视资源输入，专注于研究，采用论文、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等指标提出了不同看法。2002年世界银行发表《构建知识社会》的政策报告，指出良好的高等教育体系应包括各种类型的机构，不仅有研究型大学，还有工业学院、文理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社区学院等。而政府的政策重点应该是使各种类型的机构各司其职，协调发展。2006年6月OECD教育部长雅典会议提出，要更好的理解和评价多元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目的不是建立一新的高等教育机构排名，而是要关注教育的结果，评价教与学。 在反思和研究之外，更深刻的则是学者和政府开始认识到对一个国家来说，真正需要的不是少数几所一流大学，而是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马里兰大学高等教育学名誉教授伯恩鲍姆在2007年指出：“各国各地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是更多的世界一流的理工学院，世界一流的社区学院，世界一流的农业学院，世界一流的教师学院和世界一流的地区州立大学。美国没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因为它有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应代之，因为美国有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所以它有世界一流大学。”2002年世界银行《构建知识社会》的报告认为，应对全球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的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不仅有研究型大学，还有理工学院、文理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社区学院、开放大学等。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劳动力市场的不同需要，政府的政策应使之协调发展。其实，一流大学的建设是无法脱离整个教育系统的，世界银行高等教育部主管萨尔米对此有认识：“大学系统的变革不能孤立地进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规划及其实施情况，应密切联系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小学教育正在进行和将要实施的改革，以及发展其他类型高校的计划，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包括教学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和技术型大学的高等教育系统。” 有些国家政府的观念和政策也开始发生转变，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毕晓普(Bishop)任霍华德政府的教育、科学和培训部长时，她的教育理念是绩效优先，表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要建一流大学。在2007年的预算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向高等教育拨款50亿美元，以实现在澳大利亚建立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机构的目标。但毕晓普离任后，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政策发生重大转向。2008年2月澳大利亚教育、就业和劳资关系部长吉拉德就宣布：“我们要使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世界一流，这样整个国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学生、也不论上的是什么样的大学，他们都获得世界一流的教育。”3月，联邦政府为了把握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使之更好地满足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发起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进行全面的考察和评审，并于12月完成了《关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评审报告》。报告认为，澳大利亚处在高等教育史的关键时刻，提出要“为新的高等教育体系投资”。而国际已有的共识就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广度、质量和绩效将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澳大利亚需要一个杰出的、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报告强调，要让所有公民都享受到高等教育的好处，并确保所有公民都能为社会做贡献。为此报告提出要拓展高等教育的广度，尽量覆盖更多的人群，并把职业教育和培训整合到第三级教育中。这份报告不提倡集中资源投入研究，建设精英大学，而倡导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体系。这一思想有特定背景，澳大利亚是教育服务出口大国，2007－2008年获得142亿美元的收入，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出口商品。报告指出，澳大利亚作为国际教育高质量的提供者，其声誉依赖于它能够毫不含糊地保证维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体系。这一思想的确在澳大利亚是有相当程度的共识的。2008年1月发表的《关于澳大利亚国家创新体系的评审报告》就认为：“与其争论澳大利亚是否要支持两三所‘世界一流’大学，不如专注于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建设100个乃至更多的世界一流的研究设施和研究团队。国内和国际网络应该提升，以确保研究活动专业化和集中的好处覆盖到整个大学体系。”2009年3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评审报告作出回应，其重大转变体现在2009年的预算中，资助高质量的教和学，改进低社会经济背景学生的入学和成绩，在大学和不利地位学校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奖励满足规定质量要求和结果平等的高校，改进研究资源，投资建立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基础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