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动”是理解中国教育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当前，由“国家行动”推衍出的“国家式创新”从理念的提出到政策的形塑再到实践的诉求已然被建构成结构化的话语体系和实践策略。在此背景下，大学组织中有关“学术创新”的行动可以说是方兴未艾。由此，“国家行动”下的“学术创新”也成为大学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作为沟通理念和大学实践的“学术创新策略”更是屡屡见诸媒体和学人的议题之中。这样的讨论由于掺杂了“钱学森之问式的反思”和每年都会触发的“诺贝尔学术奖的情结”，显得尤为引人关注。人们不禁要问，何以作为“国家行动”的教育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没能在认识论(纯学术)的意义上开花结果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框架，部分民众和学人将其归结于教育传统文化的桎梏，认为中国应试教育是阻碍中国教育和学术创新的主要原因；另一部分学人则纠结于大学的“泛政治化特征”，认为只有将大学从“行政化”(官僚化)①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学术创新的空间才能得以释放；还有一部分观点涉及大学办学的经济主义取向，认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工具价值至上”的理念影响了大学的学术取向和实践，使得学术过于功利化。除此之外，“大师远去情结”则将学术创新乏力的矛头直指学者本身，认为是学者们的个体因素影响了学术事业的整体发展。以上各种归因都不乏可取之处，但其背后的内在关联仍有待进一步明晰。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学术创新策略的实践逻辑”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大学学术创新的问题，以进一步澄清“国家行动”与“大学组织运行”乃至“学术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学术创新策略的话语形塑 在法国社会学家福柯的影响下，“话语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成为现代人文社科研究中比较流行的研究范式。在福柯那里，“话语”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内涵，它不仅仅是一种言语表达的形式，更是一种社会实践。他尤其重视一些非常态的话语形式，譬如，精神病学、医学、经济学这些学科视野下的话语形态，通过所谓的议论“涌现”、“建构”以至形成研究对象，从而探讨话语中以及话语背后蕴含的规则、权力的形成和演化。在福柯“话语分析”范式的指引下，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在其《话语与社会变迁》这本书中，为我们构造了一种能够更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理论和分析中的研究范式，使作为话语一个向度的“文本”拥有了“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构建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凸现社会历史变迁的作用”。[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通过有关“学术创新话语”的文本分析能够凸显其背后蕴含的学术生产的社会和文化意蕴。 “学术”与“创新”都不是新鲜词，但将其赋予现代意义则是中国近现代大学产生之后的事情。与西方大学现代性的构建不同，中国大学现代性的形塑并未经历由富有神性的“僧侣村庄”向“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的转换过程，而是民国期间“教育救国论”背后的国家主义倾向奠定了中国学术与政治的内在逻辑。实际上，学术与政治的联姻又是通过中国大学与知识分子之间身份的“双向互构”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基于此，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生产”与“国家行动”就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关联性。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主导大学学术研究的合法性保障。 大致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学术创新策略”的话语呈现路径有三种形式：一是学术创新的“学者话语”，二是有关学术创新的“官方话语”，三是有关学术创新的“民间话语”。“学者话语”的呈现形式是这样的：一方面会强调“学术创新”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这种认识论上的必要性要和“国家行动”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者林中行于1985年发表在《福建论坛》上的文章《繁荣社会科学的关键是学术自由与学术创新》就颇有代表性。作者在论述学术自由之必要、学术创新之路径的基础上，认为“只有掌握科研的客观规律，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整个国家、人民的需要统一起来，才有可能进入自由王国”。[2]“一个民族敢于在学术上创新的人才多了，它的科学一定会自立于民族之林。”[3]应当说，这样的论述逻辑不光有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观”的基础，还以新时代的思想和社会开放(解放)为背景，很好地展现了学术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联。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学术创新的“学者话语”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知识经济”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国家行动逻辑”成为“学术创新话语”形塑的基础。当然，在此期间，一部分学者重新认识到“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学术创新”的话题。而由此产生的对中国学术创新乏力的反思也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创新的“官方话语”与“知识经济”的到来息息相关。在改革开放之前，“官方”之于学术创新的认识总体上并不积极，“百花争鸣式的学术创新者”甚至会被施以“意识形态”上的政治迫害，这在“文革”中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基于学术研究的实用主义基础，官方对于“学术创新”表现出了浓厚兴趣。1995年5月26日，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讲话。其中谈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4]此后，“国家创新”的话语层出不穷，“国家创新话语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在此背景下，作为“国家创新”的一环以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具体体现的“学术创新话语”日益兴起。这样的“学术创新逻辑”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有了更为清晰的阐述，“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鼓励高校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中作出贡献。”[5]有关学术创新的“民间话语”与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媒介的渗入及媒体的渲染莫不相关。近些年来，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出台总会引发民间对中国大学学术创新的种种隐忧和批评。有关学术创新的“民间话语”认为，由于体制、经济、文化及学者自身等诸多因素，当前中国学术创新乏力，“大师”日益远去。这种民间话语倾向连同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的屡屡曝光，以及风行一时的对民国老大学的追忆，为我们塑造了一种有关中国“学术创新”每况愈下的整体形象。这一整体性话语的涌现，背后掺杂了人们的种种心绪，但民间对于学术创新之工具性价值的强调并不比“官方话语”弱，多数人对于基于“认识论传统”的“纯学术观”的认识不但贫乏而且粗暴，而“诺贝尔奖情结”则更像是一种弥漫开来的国家主义行动逻辑的民间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