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学的国际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已经难以逆转。在WTO的框架内，教育资源的跨国流动有了制度保障，比如中国政府为践行世贸组织的规定，出台了有关双边和多边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法规条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等。但是，制度的保障并不能替代质量的保障。特别是当“国际化”遭遇“市场化”，不管大学是否情愿，一个新的消费群体不由分说地产生了。对于广大消费者——学生及其家长——来说，大学的选择已经不再限于本地，也不仅在国内，甚至不只是区域性的；今天的消费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国际市场，是整个世界。 但大学作为市场，毕竟是吊诡的。首先，大学的消费者本身就是大学的产品，当然还包括其父母——有的付款消费，有的不付。其次，大学的消费者在购买大学的服务或产品时并不太知道他们付出后会得到什么样的东西；等知道时往往已经太晚，生米煮成了熟饭。再次，有国际市场就有进出口贸易。但国际间大学提供的服务或生产的产品是如此不同，其质量更是因校而异。那么，消费者该根据什么标准来选购商品或服务呢？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又如何才能得到保障呢？ 于是，大学的教育质量保障就成为当今高教领域无法回避的课题。 2005年，美国小布什政府的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高调宣布成立“未来高等教育委员会”，宣称，“现在该是检视一下如何从高等教育的投资中得到最大回报的时候了。我们有责任确认我们的高等教育系统还能继续满足我们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对受过教育并具有竞争能力的人才的需求”(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5)。这段话对大学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对投资人有所回报；二是要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麻烦的是，美国的联邦教育部对大学没有任何的管辖权，因此过去也很少如此直截了当地对大学提要求。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个委员会的活动频频见于报端，并在美国社会引发许多讨论。正如学界所担心的那样，委员会最后提交的报告(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2006)从四个方面对高等教育的现状提出批评：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access)，付费能力(affordability)，教育质量(quality)以及大学的问责(accountability)。报告毫不客气地要求高校增加透明度，展示学生学习的成效，建立问责制度，回应社会需求，等等。但对于美国大学的传统和制度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要将这些听上去不错的意见付诸实施，美国联邦政府其实完全无能为力，因为它的教育部只是一个不具有行政权力的协调机构。于是，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进行改革的意愿就落到了认证机构的身上。由于美国的六大地区认证机构本身需要得到联邦政府属下的权力机构的认证，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对认证机构的施压来实现对大学的控制。 对于习惯于“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学界人士来说，流行一时、特别是由政府推波助澜的质量保障运动实在是一个悖论。假如质量保障只涉及教学方法或教学效果的话，教授们也许还比较容易接受。但高校内外方兴未艾的质量诉求往往将一所大学从教学到管理到后勤等各方面的表现一网打尽，试图建立一种高等教育行业内通用的质量标准，这就触到了学界的底线与核心价值观，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学界的反弹。 政府、评估机构和教授之间缺乏共识，大学的管理层却不得不从中奔走协调，试图取悦各方。如，2009年一所常青藤大学在其十年一次的认证中收到地区认证机构的严重警告，因为没有按照认证机构所列出的标准要求对学生学习成效进行评估。这在同类大学中引起极大震动。于是，为了设计一个既能满足认证机构要求、又不至于冒犯教授们的评估模式，另一所常青藤大学在对各类大学所作的评估内容与方式做了大量调研后，设计了一个两页纸的问卷。这个问卷要求每一个系、专业或学术项目的负责人回答几个最简单的问题：学生在完成他们这个项目之后应当学到什么东西或取得什么效果？他们用什么方法达到前述预期的效果？学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他们所期待的结果？在每个问题后面都附上一两个具体的例子，以便于答卷人依样画葫芦。① 这样的评估方案尽管受到教授们的欢迎，但按照评估机构的要求却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大学通过这样的方案在教与学的层面上以最小的努力来最大限度地争取教授们的合作，从而取得关于每一个具体学科教学成果的基本信息。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大学的整体质量得到了保障呢？在此，不妨以飞机制造做一个类比。我们为飞机零部件的制造设计了一个质量保障的评估过程。但是，当所有符合质量标准的零部件经过组装成为飞机后，我们仍然无法知道飞机能否起飞，起飞以后能否经得住长途飞行、气流颠簸、飞行起降等许多内外在条件的考验。换言之，大学教育作为产品，其整体质量并不等于所有零部件质量的总和。 这样看来，评估在微观的层面上是可能而且可行的。教授在设计一门课程或一个学科项目时清楚地知道他想要什么，也完全能够了解学生在完成这门课程或学科要求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初衷。但是，当我们从微观进入宏观层面时，就开始有点犹豫了。一所大学的质量，其中不仅包括了无数的课程和学科，而且还涉及许多与教学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该如何评估？特别是当认证机构要求大学对学生学习成效进行评估时，他们显然并不想知道张三或李四的学习成效，而是大学总体的学习成效。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后者才是公众想要知道的，而且大学也只有定期地将其成效向公众交代才能消除社会对大学的疑虑，才能让消费者知道自己在大学的投资是否物有所值。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简单易行的方法是按照市场要求制定质量规范和标准，让大学的产品在其质量的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此作为大学“消费者”们的导购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