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华原是一所“预备学校”，但很快崛起为中国的旗舰大学和世界级学府。这一质变是在1930年代初实现的，易言之，是在梅贻琦任内实现的。在梅贻琦时期，清华大学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惊人的成长，在软性的制度建设、学科建设和硬件建设上均成就斐然，基本建成了一所杰出的近代化大学。杰出大学的建成，不仅需要充裕的经费和坚实的人才团队，还需强健的大学制度，这都与学校领导者密不可分。因此，校长梅贻琦与清华之关系深值细究。 一、人脉、理念与时势的耦合 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势力扎入清华，清华与南京方面的新兴力量联手，一举摆脱了北洋旧部的控制，为其学术建设的猛进扫清了道路。罗家伦是清华“学术化”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但他同时也推行了“纪律化”，试图用管军人之法来管文人，这难免有“党化”、行政化之嫌，故在清华受挫。北方政局变幻，罗被迫离开清华，学校陷入长达一年多的风潮，学校教授会的力量却因此大为增强。 1931年，中原大战结束，南京当局重新稳定了对北方的统治。蒋介石亲自兼理教育部部长职务。清华校长久不得人，校务会议多次催促教育部尽速解决，①蒋对此亦多所措意。有人向他推荐人选，蒋表示：“周诒春坚辞不就，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言论乖谬，违反本党主义，碍难任命。”②3月17日，蒋接见了清华学生代表。当日，行政院发表了罗家伦辞职的消息。19日，蒋表示罗“奉命主持中央政治学校，不能北上，所请辞职，应予照准”。③罗原本属意于翁文灏，但陈果夫任命了其嫡系——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继续强化CC派对北平知识界的渗透。④吴受命后，表示：“将恪遵蒋主席饬整学风的意旨”，加强清华的“精神建设”与“心理建设”。吴以治党校之法来办大学，欲在清华加强党化教育，极力扩张权限，触动了此前的人事布局及权力架构，对多年来逐步形成的教授治校形成了威胁。这造成了强烈反弹，“驱吴”运动爆发。 5月16日，蒋介石在发给清华的教育部指令中为吴南轩撑腰。其新改的章程，事实上剥夺了教授会的职权，将教授会经过艰难斗争从原清华董事会手中夺回的权力剥夺，转交于校长一人。这不仅挫伤教授参与校务的积极性，更容易使大学沦为教育部下属的一个官僚机构。 5月28日，清华召开教授会，发表声明，并致电蒋介石：吴新改清华大学规程，“于学校前途，诸多危险，同人等应呈请教育部，斟酌清华特殊情形”，重行筹划；吴“到校以来，惟务大权独揽”，“视教授如雇员，同人等忍无可忍”，故“请教育部另简贤能，来长清华”。⑤这无异于对南京方面权威的挑战，因后者半年前刚强调“反对校长即反对政府”。⑥蒋震怒，并表示必要时解散清华亦在所不惜。二陈也极力怂恿解散清华。当局命于学忠、胡若愚“维持该校秩序，至不得已时，可派兵镇压或解散”，⑦后经次长陈布雷极力劝谏才作罢。⑧ 6月14日，冯友兰、吴有训、张奚若代表教授会，赴教育部向蒋介石等陈明清华风潮的真相，并建议改派梅贻琦任校长；蒋依然震怒并打了吴，⑨也未接受三人的建议。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在6月19日特任李书华为署理教育部长，蒋不再兼理部务。 蒋暗中派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去北平查办此事。关于新继任校长人选，丁文江、陶孟和向钱昌照推荐了翁文灏，钱随即电告蒋，复电照办。⑩直到7月3日，署理部长李书华发表训令，任命翁文灏为国立清华大学代理校务。翁是清华旧人，深知幕后势力极多，校内实权操诸叶企孙、冯友兰等手中，自己难以驾驭局面，故多次向教育部呈请“速派正式校长接任”。(11) 按时人的判断，合格的校长人选，至少须获师生、美使馆、教育部同时认可。易言之，其条件是：清华“土著”，有人脉和器局；有美国背景，善于与美使馆打交道；南京方面不反对，政治上无问题。当时大致能满足上述的人选屈指可数。学界中人翁推荐的是梅贻琦，而政界中人李宗仁推荐的也是梅贻琦。梅贻琦“原系清华同学，又在母校服务”，在1916年至1926年间担任过25种校内外社会工作职务，与清华师生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曹云祥时期成为少壮派的核心及“清华五霸”之一。他与清华“关系最深”，论人脉之旺、根基之深，他的确“无可伦比”。(12)梅缺乏南京方面的背景，但与北洋旧人多有交谊，在京(平)津教育界乃至政界也多有根基。他不仅留美有年，而且长期活跃在教育第一线，深明大学的办学方略，特别是在留美监督任上了解了欧美大学的前沿进展。更重要的是，梅是“清华人的老前辈”，(13)在清华任教多年，任留美监督期间又与众多青年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些青年在中国政治、文化、工程等各界日渐崛起，在清华校内更已成为各级骨干。显然，梅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对翁的推荐，李书华颇为认可，“觉得他是个很诚实而肯负责任的人”。(14)恰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稳定校内秩序的需要越发迫切。10月13日，教育部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清华与南京方面电函往返中都话里有话，但没有挑明一个事实，即CC派要插手清华，但清华不希望政治势力介入。双方围绕着这一关节点反复博弈，结果是南京方面暂时妥协，梅贻琦从幕后走向前台。 蒋深谙“谁得青年，谁得未来”，把教育视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之根本大计”，(15)故在大学中力行党化教育。而清华学人则不赞成大学卷入政争，希望大学保持学术本位，集中精力“研究学术”、“造就人才”，更好地服务社会。因此，梅对外主张“超然于政潮之外”，对内则提倡学术自由。(16)至此，清华教授会已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为较强势的力量，这是日后该校任何领导者和主管部门都不能不正视的事实。南京当局也因此大致探明了清华的心理底线，并确立了双方的职权边界。双方达成了暂时妥协，这为日后的一系列合作创造了条件，并换来了梅贻琦任内较长时期的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