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2)04-0135-18 一、前言 关于转型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关系演化，最近十几年来受到了不少社会学者的关注。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对转型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扩张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给出很好的回答。一方面，大多数研究都指出经济转型时期教育回报率总体上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不同受教育水平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1-3]但另一方面，关于教育回报率上升和收入差距扩大背后的原因解释，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并且适用性较强的分析框架。[4]这使得我们既无法识别出高等教育扩张对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分配结构变迁的影响程度，也难以确切地知道高等教育扩张在收入分配机制中究竟是起着扩大还是缩小不平等的影响。事实上，对于大多数转型国家来说，无论是高等教育扩张还是收入分配结构变迁，一个不可回避的经济学论题就是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在此过程中能否起决定性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采取不同的经济转型方式和变迁路径所带来的转型结果是迥然不同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取激进式的经济转型，但这种转型仅仅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并没有对其高等教育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带来直接可观的经济收益，在经济上甚至还有倒退。不同于其他东欧国家，中国采取了更稳健的、渐进式的经济转型方式，这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之久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社会各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具体表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不断上升。应当看到，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人们能预期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已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经济转型后，高学历从业人员的收入得到了明显增加。一个最为清晰的趋势就是，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从业人员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获得和起薪收入水平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水平就越高。在经济转型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总体上仍在不断上升，但同时应该看到，最近几年来大学生的起薪收入偏低，而且其收入增长较为缓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20世纪90年代末采取了高等教育扩张的政策引致的。 应当指出，随着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行，无论是在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OECD国家还是处于急剧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均显现出高等教育边际收益递减的迹象。[5]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紧随着教育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按照这个逻辑，它应然是合乎教育与经济发展轨迹的一种常态现象。然而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扩张是在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经济转型后进行的，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转型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依附于经济体制内部的各种制度约束。这种特殊性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试验以观察和检验转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如何导致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更确切地说，高等教育扩张以后，谁将成为高校扩张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把受众的范围确定在高等教育群体内部，那么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哪一类人群从高等教育扩张中受益最多？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分离出哪些人群受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直接影响，以及哪些人群未受高校扩张政策的影响。通过控制可观测变量，本文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高等教育扩张后，是否那些拥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获得了更高的回报，还是那些更少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一旦其选择进入就会获益最多？ 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化上述有关问题的探讨。在方法上，综合了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和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两种分析工具。同时为保证研究质量，本文使用了1992年到2008年间进行的6次大规模全国性住户抽样调查数据。考虑到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具有自然实验的属性，本文尝试将研究纳入到罗森布姆和鲁宾(Rosenbaum &Rubin)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这一概念框架下。[6-7]在此分析框架下，本文首先提出样本异质性的假设，即假定接受高等教育者与未接受高等教育者这两个样本组群在倾向得分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如果样本异质性假设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验证，那么可以进一步通过引入分层线性模型来探索其因果关系，即透过不同倾向得分值的分层来估计高等教育扩张对不同社会群体工薪收入水平的影响，借此来综合比较接受和未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群体各自获得的经济收益，最后运用多种分析工具对估计结果做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以往的研究文献并做一简要述评；第三部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及方法，并对研究涉及的关键变量进行描述统计；第四部分重点考察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如何导致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和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并根据高等教育的受益归宿主体进行分层；最后对全文做一扼要总结。 二、相关文献回顾 从现有关于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以及收入不平等的文献来看，社会学家主要集中于讨论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个体选择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之前，来自不同背景的社会群体在高等教育的选拔和准入机制上是否存在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二是当个体接受完高等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受高等教育对其就业机会的获得和收入水平分别有多大的影响效应？更进一步来讲，对于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又具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前一个问题涉及的是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与受高等教育机会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性，后两个问题所要回答的是高等教育对个人就业机会和收入有怎样的影响，以及对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又有多大的影响。 在众多的经济学文献中，特别是在理性行为模式中，上述两个问题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是因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当个人做出接受高等教育的决策时，通常都是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的基础上[8-12]。根据理性行为理论假说，只有当人们预期到在其生命周期之内接受完高等教育将为其个人增加经济收益，人们才会理性地选择接受高等教育[13-16]。换言之，除了受制于信息不完全、家庭预算约束以及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外，个人之所以选择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预期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而且只有当这种经济收益大于支付成本时，人们才会做出正向选择。假如获得经济收益是个人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的根本动机，那么，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理性预期：那些最倾向于选择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们，也将是从高等教育中获益最多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