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 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3)02-0006-11 一、引言 在1990年代以后的人文学研究中，作为方法论的观点而被大力宣扬的一种学说叫做国民国家论。这种观点源于安德森(B.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①、霍兹鲍姆(E.J.Hobsbawm)《创造出来的传统》②、萨义德(E.W.Said)《东方风俗》③等文章中阐述的论点。其特质为把近代的学问即学术的总体国民化，作为实现创造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装置加以把握，从中也有对国民性的起源与族谱的一贯性论述的文化装置——一国历史学的尖锐批判。也就是说，追溯过去被一国性的境界所分割的，无外乎其自身近代产物的领域内部的历史，不言自明地审视并记述的一国历史学等，实际上是在言论及学问上构成的国民民族主义的最有力的意识形态装置之一，被拎出来加以刊载和揭露。 当然，安德森等人的论点是将19世纪以后的世界史整体上作为一种均一的(Homogeneous)国民国家生成过程，而并非着眼于描绘实体的主张。或者说所谓国民国家论，是关系到曾经有过的有关日本资本主义的争论中提出的问题，即：近代日本到什么程度是国民国家，到什么程度不是国民国家，而不是将着重点放在强调近代日本实际上就是一个国民国家(市民社会)上。如此，把世界史当做各自的单个国家的历史的总合体加以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对发展的特质和不均等性进行论述，其自身就已经局限于各种国民的实体化并成为一个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国民国家论，可以说是将历史的现象作为问题而确立的方法论的观点。之所以必须强调这种观点，是因为我感到近代日本的很多学术性言论正如上所述，国民国家论也是最近才完成了学术言论化，成为一种技巧，除此之外，别无他解。这种结果势必会造成由近代国民国家而引发的创造、起源的研究横行，会有人主张“任何传统都与民族相结合，为了创造出均一性的共同性而被近代所创造”，也就是会出现主张近代日本的国民国家性=近代性论调，其中甚至还会产生把国民国家论误解为民族的东西而加以批判的人。 关于这一点，我痛感创造(Invention)自身所包含的、与想象(Imagine)的机制相关的研究才是更加重要的。近代国民国家怎样做到将国民和传统持续性地创造(Invention)(捏造)下去？我认为现在重要的不是指出传统是被创造(捏造)出来的这个事实本身(这也曾是重要的)，而是探究被创造(捏造)出来的传统由于被加以“想象”而获得现实感的过程，以及探讨其与近代学术的密切关联。对此，我想起安德森说过“创造(Invention)”这个词汇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捏造(Fabrication)”，另一个是在历史中产生(Creation)的“想象(Imagining)”[1]。也就是如同他所说的，是“比每天都可以见面的原始村落大的，所有的共同体(甚至本来也许就是这种原始村落)想象出来的。共同体不是由其真伪、而是根据其被想象的类型来加以区别的”(前文中提到的《想象的共同体》)(不仅是近代国民国家)。所有的共同体，无论在任何原始社会或者未开化社会，都是由于是在想象力的作用，在每个新的时间相下产生的。而且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安德森还以语言(出版语、俗语国家语)想象的共同体的扩展为基础，针对近代国民国家的国民的归属意识，怎样迎接18-19世纪民众的国民运动，怎样在资本主义出版革命的情形下去想象等进行分析。 但是，既然是在日本思考“国民的归属意识的想象”这个问题，那么可以认为从近世到近代的国学运动及其实现学术言论化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效的视角。从结论上来说(正如普遍性的说法一样)，我也认为近世国学是与国民民族主义的成立密切相关的历史性运动。但它是在结合了以往的几个学说的保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同下文中所述一样，近世国学是始于围绕“歌”④的讨论，由此提出了作为想象共同体的语言的共同性(民族的共同性)的问题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认为它是一个与国民民族主义的成立密切相关的运动。但是，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国学运动从近世后期到明治初期，转变为被称为新神道运动的运动，也就是在建立在文明开化、近代化政策和政教分离——神道非宗教论主张的国家神道体制面前遭受无情的挫折。以此种挫折为前提，近代学术作为文献学，“发现”了国学，从而在自身的前史中，对汇总于宣长学说的国学像重新进行定位。但如果理解为近世国学自身曾经直线性地与国民民族主义相关联的话，那么就会掩盖住其间的国学运动的多种要素。虽然这一点更加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须说明近代学术的国学观主要阻碍了与国民民族主义的创造—想象密切相关，这有事实的把握。 例如：现在看到的文献学的(实证性)国学与非合理性(神学性)国学的关系等问题的存在，我认为其自身⑤实际上是近代学术的自我碰撞的问题。当然这种问题的存在，显然是近代学术上定义的国学像为前提的。但要连续地把握近代学术的国学像与近世国学，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认识：近代学术的国学像是否正如近世国学运动的实际情况一样？那么，这个问题是否正如历史性、思想史性的问题一样，其构图被推到前景上，而近代学术自身却退到背景里去了；原本不是否定近世国学运动，或者从近世后期到明治初期的新神道运动的言论与国民民族主义的生成相关这一事实。但近代学术的国学像所主张的“科学性”的文献学的国学像、还有汇总到宣长学说的国学像，更有“国语——日语”、“悲天悯人”、“古事记”等，正是作为价值中立性的自明之篇广为流传。到现在，国民想象的机制依然被学术性地重新继续生产着，我们必须正视这种情形⑥。由于近代学术处于那样一个位置，实际上我们自身就存在于我们所插手的国民想象共同体内部，时常成为积极的信息发送者，现在这已成为一个问题了。 在以下的报告中，笔者想就近代学术是怎样把握近世国学的，是怎样对近代的国民民族主义的想象的现实感有所贡献的，它与近世及明治的国学运动的各种形态处于怎样一种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也对传统的“创造”—“想象”与国学的关联进行一些探讨。在进入本文论点之前，如果在此立证上(也参考了安德森所指出的问题等资料)对于国民民族主义事先简单地(单纯地)进行整理的话，我认为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所谓民族主义是从书本上接触古代人所想象的限定的共同体归属意识，其归属意识正如国民整体的古往今来的归属意识一样是被想象出来的，是在近代的时间相下被创造(捏造)出来的⑦。其归属意识的根本之处，存在着语言、血缘、文化(情)的共同性的想象。而对古代人遗留下来的书本知识进行文献学方面的阐明，实际上是像古代一样，尽管明确了一部分人所想象的归属意识，但由于其涉及近代，故而“历史性存在着的国民”就被想象出来了。既然这些都是作为自明的东西被想象出来的，当然出版革命和俗语的普及，教育、军队的作用等也不可被轻视。正如安德森认为的那样，19世纪的欧洲对国民民族主义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俗语的辞典编纂者、语法学者、语言学者、文学家”(前文中提到的《想象的共同体》)，笔者认为处于世纪转换期中的国民的学问学术性制度的成立，在国民民族主义的创造—想象中曾是一个重要的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