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上广”的位置图绘：现代中心与本土边缘 近年来，伴随高房价、蚁居族等现象，“逃离北上广”这个颇具噱头色彩的口号应运而生。无论大众媒体还是官员百姓，都在纷纷热议。2010年底，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三卷本的“逃离北上广”图书系列，分别为《北京太势利》《上海太昂贵》《广州太竞争》。尽管有着炒作之嫌，但从刺眼的标题上，还是可以捕捉到这个华丽时代背后的某种集体无意识的焦虑、困惑与纠结。所谓“逃离北上广”，是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中的年轻人，由于房价居高不下和生活压力日增，试图以退出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的方式，重新选择生活和工作的道路。但是，仅仅过了一年，“逃回北上广”这个更富戏剧性意味的口号又被大众媒体铺天盖地地抛到了社会面前。①从逃离到逃回，归去来兮之间，夹杂着无名大众的希望与失望、退避与不舍、理想与现实的重重矛盾。其实，在这一看似悖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北上广”作为大都市典型代表所蕴含的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 不妨来看，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引起的剧烈变化，最重要的表征便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人将自己对现代性的理想和抱负都寄托在了GDP高速增长的衡量标杆上，举国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则更是这一梦想实现的核心载体。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②按城乡人口比重计算，中国的城市化比率，1949年为10.64%，1976年为17.44%，1978年为17.92%，2011年为51.3%。显然，1949-1976年的中国城市化比率仅增长了不到7%。1978-2011年的33年间，城市化比率却增加了33.38%，并于2011年历史性地突破了50%的界线，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城市化的时期，而这一成就又主要来自经典城市现代性的推动。经典城市现代性，在现象层面，是指全国各个城市的面积不断增量，写字楼、立交桥纷纷拔地而起，现代化居民区、豪华别墅群、主题公园、机场等各类建筑竞相纷呈，城际高铁、高速公路、市内轨道交通迅猛发展。在理论层面，则体现为中国当代城市建设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的吸收，尤其是英国的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和法国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两位人物的思想，前者的“田园城市”③和后者的“明日之城”，④对中国城市化改造和发展的影响尤为重大。它们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了一个美好构想：仿佛只要拆毁了旧城市，就真能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更新更美的图画。“明日”“田园”，似乎应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论怎样，至少“看上去很美”。于是，神州大地，处处平地拔起高楼，片片树木化为草皮，各地高调营造花园城市、宜居城市，甚至争建国际化大都市。无数道路挖了又填，无数房屋拆了又建，无数树木倒下，无数广场兴起，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三十年间的中国俨然如一片大工地，以致在海外学者眼里，“拆啦”(China谐音)成了当代“中国”的代名词。⑤但经典城市现代性及其“拆啦”的方式果真带给所有人一个现实美好的大都市吗？ 无论数据多么重要，无论景观如何美观，城市化最重要的问题其实仍在于人与城市的关系。按照文明史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说法，城市是一个巨型的容器。⑥中国城市化的现状是，这个容器越来越大，越来越光鲜了，但是它对于居住其中的人而言，究竟是栖息眷恋的家园，还是难以忍受的牢笼，或许就难一概而论了。也许，那些归去来兮的人们，正是在追求家园理想与忍受牢笼现实之间试图去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但无论怎样，大都市之于放弃者们或追求者们而言，肯定意味着更多的一些东西。就社会大众的想象而言，“北上广”是一种当代中国大都市及其所象征生活方式的标志。这一称谓所指涉的意涵其实远远超过了日常中的房价、工作和前途，隐匿其中的核心焦虑仍是全民族百年来的集体政治无意识，即被称为“现代性”的那个梦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京、上海、广州同为中国社会寄托现代性梦想的容器，它们之间却又存在着交织了传统与现实的某种微妙差异。从文化心理来看，北京是数百年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上海则是近代以来迅猛兴起的经济中心；至于广州，虽然一直是中国进行海内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但很少自认为是什么中心。相对于北京、上海那种“双城记”的抗衡与较劲，广州的确一直自甘边缘。从地理位置来看，由北京、上海到广州，的确可以由点到线，画出一条中国东部一线城市的黄金连线。但就历史地位而言，广州的城市影响力却在近百年来落在了京沪两地的后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借助改革前沿的地理和政策优势，广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以其经济和文化影响全国，形成了短暂的“三足鼎立”⑦局面。但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广东再一次被上海赶超。同时要注意，其实广州总是隐匿在广东的背后，哪怕是所谓“三足鼎立”时期，其实也只是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广东与北京、上海两大直辖市的抗衡。回到作为一座城市的广州，并无与之抗衡的姿态。显然，在“北上广”的同质化能指的背后，有着一种异质化现实的差异。北京、上海代表了中国大都市的“现代中心型”实践取向，而广州则意味着一种别样的“本土边缘型”实践经验。 二 城中村与村中城：广州的城市异象 相较北京的帝都气象、上海的十里洋场，广州实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省会城市而已。在一轮轮“明日田园”的城市拆建过程中，尽管广州也如北京、上海一般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时代的现代性滚滚洪流中，但时至今日，北京、上海已然有国际大都市的气度，而广州却依旧残留了某种非城非乡的独特面貌。一方面，广州的现代城市建设，如同全国各大城市一般，也规划了新的城区中心，如1990年代以来的天河区，新世纪以来的CBD珠江新城，并营建了一大批景观地标建筑，如广州图书馆新馆、广东博物馆新馆、广州大剧院、国际金融中心IFC、花城广场、海心沙公园、广州塔，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内部那些无处不在的村落，乍看上去像块块陈旧的补丁，扎眼地夹杂在众多现代建筑、花园广场、城市地标的中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