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人的记述中，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被描述为一座“文化古城”，①在当时的报刊和各种资料记载中，就随处可见“文化中心”“文化城”“文化区”这样的说法，文化成为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的北平，借以重塑自身形象和身份的最重要的观念和话语。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改称为北平特别市，北京从国都降格为一座地方性城市。此前北京的经济繁荣主要依赖其政治中心的地位，至此一变而呈萧条冷落之势。不到半年时间，就显出“人口日减，商业日衰”的局面。②一年之后，《大公报》在“社评”中感慨：“近日北平衰落之象日著，其尤显而易见者为道路之败坏，长此放任，殆将回复二十年前之旧观，回念民国三四年间之繁华，固若隔世，即视张作霖时代沈瑞麟任市政督办时，修治东西长安街及王府井大街之举，亦不胜荣瘁异时之感。”③面对北平的衰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曾着手进行一系列旨在“繁荣北平”的规划活动，北平市民和地方人士也积极参与其中献计献策。他们都着意于北平所拥有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提出将北平建设为“文化中心”。④ 1928年至1931年，由于北平地方政局的动荡和经费的紧张，这些计划大多未能付诸实施，但北平“文化中心”的定位已深入人心。⑤文化作为一种资源，主要落实在具体的物质层面上，即帝都时期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古建筑、古物，等等。有意味的是，北平所拥有的文化物品，又不仅仅属于北平。古建筑和古物被视为民族文化的结晶与象征，附着在这些文化物品上的民族性和北平作为地方城市的地方性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缝隙。同时，北平又是当时西方游客青睐的胜地，发展旅游业是“繁荣北平”切实有效的途径。当北平着力塑造自己作为“东方文化游览中心”⑥的形象时，北平的身份在全球化的框架中又被重新界定，并且因为日寇压境的战争威胁而变得复杂起来。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地区面临着日寇侵略的威胁，局势相当紧张。如果日寇进犯北平，象征着民族文化的众多珍贵的古建筑和古物就有在炮火中沦为灰烬或被敌人劫掠的危险。于是北平一些文化人开始未雨绸缪，筹划保护北平古迹和古物的办法。特别是以古物保管为职任的古物保管委员会(设于北平)及其北平分会，对此事尤为关注。1932年8月，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黄文弼提出，将北平化为文化区，不驻兵，不作军事根据地。⑦这一主张得到其他一些委员的赞同。9月21日，江翰、刘复、徐炳昶、马衡、朱启钤等三十余人举行会议，决定向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永远撤除北平军备。由刘复拟定意见书，并推举马衡为代表到京接洽。⑧主事的五人中，马衡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委员，刘复和徐炳昶均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⑨江翰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朱启钤则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负责人。 刘复拟定的意见书，在《世界日报》和《申报》上全文刊载，⑩其大致内容是建议将北平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仿瑞士设为中立区之先例来“灭除北平城里各种文化设备遭受炮火打击的可能”，因为在国际目光注视之下，敌人不会向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发动袭击。北平为文化品物荟萃之地，其中如古建筑是不可移动的，而可以移动的古物如果迁移他处，则北平的文化气候亦必蒙受损失。文化品物事关国家命脉和国民精神，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 其实在此之前，北平地方自治团体就曾于1930年提出过“北平永不驻兵，不为军事设备”的主张，(11)《大公报》也认为，“华北军事重心，应即移至保定张家口，北平不设军事机关，不必劳军政大员坐镇，俾不至成对方军事行动之目标”，(12)从战略防御角度来看，这种观点自有其道理。然而当刘复等人以保护北平文化为由要求政府撤除北平军备时，却招致强烈的批评。舆论大多认为，这种为保护文化品物而不惜牺牲国家主权的做法，体现的是一种怯懦苟安的心理。瑞士整国为中立区，不可能在中国境内单独划出一块北平作为中立地区，而且北平即便不设防，也并不能保证就可幸免于日军的侵略和占领。“一·二八”事变中，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足以引为前车之鉴。(13)北平文化界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同样身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傅斯年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此事初发起时，斯年即表示不赞成”，北平学者出此下策，“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14)俞平伯则对“文化城”提议背后依赖外国人的心理痛加针砭：“为北平有了文化的缘故，自己就要赌咒永不驻兵”，“假如国难发生在英国，会不会把伦敦改为文化城，或者宣言永不驻兵？”(15) 平心而论，面对战争威胁，刘复等人保存北平文化品物的苦心孤诣，确实可悯。在敌我实力相差悬殊的局势下，寄望于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干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平作为世界性文化都城的位置。1932年10月10日，马衡在南京将意见书呈交国民政府行政院，并请蒋介石予以协助，当时并无下文。(16)11月12日，古物保管委员会在中南海北平研究院召集北平各文化机关代表开会，讨论古物保存问题。除“文化城”提议外，也有人主张将古物迁移至他处。(17)在对“文化城”提议的批评声中，亦有人持类似的看法：要保全北平之文化品物，只有两法：一是以实力制止日军侵略的图谋；二是放大眼光，将可移动的文化品物移往偏远之地。(18)显然，后者更为可行。 事实上，在“文化城”提议酝酿和提出之前，故宫博物院就已开始着手准备古物南迁。为避免引起争议，院方对外并未公布此事，只是宣称将古物集中在新建的库房中保管，以防不测。(19)然而，故宫古物即将南迁的传闻仍旧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甚至出现了政府拟将古物售卖外人的谣言。1932年8月，北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向故宫博物院发函质问。(20)9月1日，古物保管委员会致电行政院，要求明示“故宫博物院古物为国宝永不出卖”。(21)9月2日，《世界日报》披露了陈寅恪、洪业、顾颉刚和吴其昌四位学者致国民政府的公函，其中云：“北平故宫古物，近月忽有迁移抵押之说，初疑谰言，渐似定谳”，要求政府“明令故宫古物不得迁移，以息国人惊疑，以绝国贼阴谋”。(22)一时间故宫博物院处于舆论之风口浪尖，院方不得不公开声明“迁移抵押说尽属无稽”，院长易培基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古物“决不迁移”。(23)但不久又传出故宫古物将迁往洛阳的消息，北平各界团体发出通电表示反对，(24)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则出面“辟谣”，(25)但事态并未平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