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权力的文化幻象 ——当代西方童年文化消费现象的一种批判 赵霞（浙江师范大学）/《文艺争鸣》，2013.2.128~133 对于儿童文化权力的尊奉进一步导致了当代童年文化生产的“快乐伦理”。根据这一文化伦理的要求，一切提供给儿童的文化产品务必要带给儿童快乐，也只有快乐才合乎儿童文化的生产伦理。然而，怎样使儿童快乐？消费经济的答案趋于简单：娱乐。通过迎合儿童的各种趣味，为儿童提供能让他们感到快乐的文化产品，消费社会以儿童赋权的名义打开了童年娱乐消费的大门。这一现实与当代社会儿童文化地位的提升密切相关，但也反映了消费时代的特殊语境下，成人世界在儿童文化的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某种放任自流和不负责任，后者又透露出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权力倒置不只是一种审美想象的结果，它也正在成为现实生活中持续“矮化”着的成人文化存在现状的某种写照。显然，如果成人自己也沉浸在消费社会的娱乐狂欢中，那么将这一娱乐的权利开放给儿童，反而是减轻其文化内疚感的一种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各类童年文化产品中被降格的成人形象，恰恰也是现实生活中成人文化位置的某种真实反映。在20世纪的童年文学传统中，借童年的形象对成人文化展开的批判包含了以此改进成人文化的目的，而在当前的童年娱乐消费中，这种表面上的批判仅仅是为了制造一种娱乐儿童的喜剧效果。在今天的儿童娱乐消费大潮中，这种来自成人文化深处的意义充实和提升则越来越趋于缺席。这一切意味着，不论是在现实还是虚构的世界里，成人文化可以给予儿童的营养都越来越少。在这场童年权力体验消费的狂欢中，唯一没有被同化的是学校教育领域，但这并不是由于它在信念上坚持着成人相对于儿童的文化优势，而是因为它在制度上必须维持这一文化的权力关系。今天的学校教育并没有能够很好地承担起将一种深厚的文化遗产传授给儿童的责任，相反，它的技术性的知识压制进一步导致了儿童在情感上远离人类文化的真正精髓，转而从娱乐的欢快世界里去寻求生命力量的虚幻满足。现实的情形越是如此，童年权力体验作为一种文化商品的价值，就越是激起儿童的消费欲求。在畸形的现代教育体制中所承受的权力压制，在娱乐的世界里似乎得到了替代性的补偿。这一虚幻的权力体验造成了儿童娱乐消费持续的恶性循环。 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的类型划分及其结构关系 ———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研究 王加华（山东大学）/《民俗研究》，2013.2.101~110 我们以江南为具体研究区域，借鉴现代时间生活的类型划分标准，对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的功能分层及其相互间结构关系做了简要探讨。可以发现，在我们所划分的四种时间类型中，以工作时间最为紧要，其中的农事时间安排更是在整个乡村年度时间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具体的年度时间安排与组合过程中，除吃饭、睡觉等生活必需时间及做饭等家务劳动时间因具有刚性、每日常规性等特点而较为特殊外，其他社会活动的时间安排，均以主要作物之种植与收获两个环节为核心展开进行，分别依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轻重之不同而依次镶嵌于年度时间线条之上，并表现出非连续性、相对集中性、稳定性及循环往复性等特点。不过在实际时间生活开展过程中，这一排列组合的结构原则会受诸多因素之影响而产生变化或差异性，如具体工作种类、性别、经济发展状况、行政力量、空间等因素。 这种以农为本的年度时间生活安排模式，与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相比有很大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工作导向型的，但所依据之标准却完全不同。在传统农业经济时代，人们的年度时间生活主要围绕农业生产而展开，“日常的生活活动依存于自然规律，人们对时间的认识仅仅限于人与自然的简单关系”。而现代城市生活却完全不同，其所依据的主要标准是时钟时间，与自然节律无涉，在此时间成为一种机械的秩序。人们的具体时间生活节奏越来越趋同化，地域差异越来越不明显。另外，在具体时段分布上，虽然现代城市生活也仍旧有“忙”、“闲”之分（如周末、假期），具有非连续性特征，但却越来越平均化，如人们总是在每周、每月的固定时间内休息娱乐，其他时间段则忙于工作，相比之下传统乡村社会却具有相对集中性特点。而受工业化、信息化及现代时间安排体制的影响，现代乡村生活时间安排结构也正在逐步发生改变。虽然以农为本的时间生活模式仍具有比较强的影响力，但随着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逐步下降、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日益增多，农事节律的时间核作用日益减弱，相反，现代时间安排模式却日渐深入其中，从而使乡村民众之时间生活日趋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