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 —— 一个基于文化之双层结构视域的考察 王南湜（南开大学）/《江海学刊》，2013.1.45~52 在中华民族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自近代传统文化受到西化大潮冲击以来，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生存就成了一个被反反复复讨论的问题。迄今为止关于文化之问题的讨论中，主张激进的或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论者们往往只是发表了一些理论主张，但关于其主张实现的可能性之理论论证，却存在着严重问题。这当中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对其前提预设未加反思。显然，要推进这一问题的进展，就必须克服以往理论构想中的种种缺陷或不足。如果以能否较为充分地说明传统文化重建之可能性为准，则笔者以及其他论者关于文化分层的理论构想尚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其一是未对文化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做出清楚的界定，特别是未能将每一种文化所特有的最为本源的东西揭示出来。其二是未能对“宗教性道德”或“理想性文化”这一文化层面在本体论上做出较为充分的说明，而往往只是将之设定出来。其三是未进一步考察“宗教性道德”或“理想性文化”之重建的可能方式，而往往只是泛泛地议论重建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将思维方式划分为本源性和实用性两个层面，前者指一种文化之象征性地把握世界的基本或核心构架，后者则指基于这种基本或核心构架而敷设的象征性地把握现实生活的具体方式。文化即为思维活动的创造物，两个层面的思维方式分别对应于理想性文化与现实性文化。当现实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实用性思维方式层面必定会发生变化，而本源性思维方式层面则有可能不发生变化且倾向于不变化。这意味着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用性文化的改变虽必不可免，但国人有可能在理想性文化层面保留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而不必追随西方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本源性思维方式与终极文化理想的不变与实用性文化及思维方式的巨变，不可避免地要在思维方式以及文化的两个层面之间形成一种错位和紧张，并造成种种文化焦虑。消除这种紧张、龃龉，正是今天国人必须直面的现实和必须自觉承担的文化创造任务。这一工作不可能是各种元素之间简单的排列组合，而必然是一种基于中国本源性思维方式对于外来文化的重构。这种重构的实质就是在中国本源性思维方式及文化理想与新的现实生活以及与之匹配的实用性思维方式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搭挂关系。 侠：一种文化人格的历史流变 吴靖/《书屋》，2012.11.27~34 侠从一开始就以两种面目示人——贵族之侠与平民之侠，但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化人格的外化，一种无形的精神气概的践行，既超越阶级的局限，也没有形式化的礼的约束，有着极高的独立性，而这些正构成了中国之侠与西方骑士的关键差异，使侠这一群体从一开始就带有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性。西方中古的骑士必然是贵族，骑士资格的取得须经过一系列繁复的礼仪，包括庄严的授爵典礼和各种定期的武艺比试，严格的家世背景和繁复的礼制仪式构成了西方骑士这一正式组织的核心特点。相较之下，侠自始即包括了贵族和平民两种社会成员，且平民的成分渐次高涨，有道是“礼不下庶人”，所以中国侠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礼制的规约，而更多的是以一种独特的文化人格的风范和气概而绵延后世。至汉代，侠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平民化、本土化、游动化的特征，他们也随之获得了一个新的称谓———游侠。自汉末至隋唐之际，正史上亦可见“豪侠”、“任侠”之记载，这显然与战乱有密切关系，尤其是中国北方边境和胡族相邻， 任侠尚武的风气自然留存不衰。然而，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的大趋势业已形成，已经难以挽回，即使在略显武化逆转迹象的北朝一代，武装豪族也更像是日落前的回光返照，逐渐消逝在西天的那一抹残照中。不过，侠并没有消亡，他们在看似失去了一切之后却寻回了最重要的东西，并将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一个鼎盛之世，那便是唐代的剑侠。 归根到底，侠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人格而穿越千载，尽管中国传统上推崇儒、释、道合一的人格模式，但无论是儒家的仁和谦冲，还是道家的虚静无为，抑或佛家的明心见性，都无法触及理想人格模式的全部内涵。事实上，侠早已成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流品而与儒、道、佛并驾齐驱，尽管侠没有系统的理论思想，但它在道德实践、社会影响等诸层面并不在此三家之下，在某些历史阶段甚至实现了超越， 尤其是在近世演化中所出现的明显的“儒侠互补”倾向，更是证明了侠在近代理想人格模式重构中的重要地位，而侠在当代的最大价值正是体现在对中国人传统人格的建设性重构之中，有侠参与构建的人格，才是一种更加健康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这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