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558(2013)01－0005－11 本文所讨论的新时期民俗学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关系，不是指民俗学怎样为国家文化建设服务，而是指民俗学怎样将国家文化建设纳入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和21世纪有不同的认识。 在20世纪的民俗学中，三文明社会(此指前文字文明、前工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社会)及其民俗研究是西方文化的主流。在东欧国家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在讨论民俗学的性质和功能上，则形成了社会分层与文化分层对应发展的经典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初，俄国的普罗普(Vladimir Propp)就已提出，民俗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俗学是阐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优越性的工具，民俗学研究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将传统社会的口头文学、民间信仰和民族文化纳入建设范畴的具体过程①。比普罗普还要早几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钟敬文已发表文章指出，应考虑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适时地转变为新型社会构建要素的可能性。他根据当时即将开展国家民主政体建设的趋势，认为，有必要抓紧口头文学和人民文化传统的研究，将其优秀成分视为民族文化财富，纳入新社会建设②。在新中国史上，陆续出现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成果还有很多。在我国人文社科的其他领域，也都有各自的研究著述。民俗学对象中的中下层文化，对应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主体社会阶层互动，社会发展了，文化就发展；文化繁荣了，社会就繁荣。 但是，当代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社会分层与文化分层的对应关系发生了错位，这是由于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对多元文化(包括民俗文化)都有“解密”性，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快速变化。由于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和市场经济等新因素的介入，社会分层与文化分层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距市场最近的民俗成了“最炫民族风”。非市场化的民俗，虽靠近历史传统和农业社会，曾被民俗社会成员肩扛手捧，现在却被锁在崇高礼仪、口承世传和手艺绝活中日渐冷落，两者矛盾突出。民俗学者需要重新面对20世纪民俗学提出的社会分层与文化分层对应的经典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新阐释。当然，这也取决于民俗学者参与建设国家文化的决心和能力。 还有两点要注意。第一，正是由于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对多元文化的“解密”，中西民俗学展现了各自的学术优势。被西方同行分段切分的三文明研究，在中国民俗中却都不同程度地保存了下来，而且从20世纪起就被混合地考察或被整体地研究。我们曾羡慕西方学术主流，现在也看清了自己的优势。民俗学往哪里走？是继续跟在西方主流文化后面当“漂流瓶”？还是深入研究中国整体文化中的特有民俗文化？这要我们自己去思考。第二，其实在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建设的方面，中西差距也很大，特别是在人口、教育、城乡、民族、地方和宗教等问题上，中国民俗学要解决的问题的难度更大。民俗学能否在新的世界氛围和国内环境中得到新发展，也要看能否拿出理论新成果。 本文讨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概念与民俗学研究问题的再分类：二是新时期民俗学理论建设的重点领域。在这两点上，民俗学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功能都要发挥作用。 一、国家文化建设的概念与民俗学研究问题的再分类 (一)民俗学视角的国家文化建设 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指在党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在21世纪的开局二十年，以中国为主体，面向世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的探索成绩和实践经验，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国家文化建设的结构和内涵，加强以文化引领经济的理论建设、能力建设和相关协调发展的实践活动。 民俗学研究国家文化建设问题，要有针对性目标，才能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应从民俗学角度，对20世纪后期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中的文化运行的经验教训，做出描述性的解释，提出可以参与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运行与民俗文化良性运行的整体关系，国家公共文化政策与投入民俗文化服务的协调关系，政府文化工作进入联合国人类遗产保护框架后对维护原地文化权利和改善原地人民生活的关系，我国对外文化输出中的民俗代表作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在世界灾害一体化的变迁趋势中，对优秀民俗在综合防灾减灾工作体系中发挥文化作用的评估，等等。所谓基本问题，也正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点领域，民俗学需要在这些领域里占有话语权。 西方发达国家已实现现代文化输出的战略转型，它们采用政府、民间和外界都能接受的民俗文化传播方式，塑造一种人文亲和的姿态，实施国家文化战略建设。其实我国在这方面的传统更为深厚。我国还在长期统一的社会发展中，在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形成了高度统一的中华民族历史认同和社会认同。不论中国的经济崛起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不重视这宗民俗文化财富。在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国家文化建设的目标上，民俗学的研究正是一种学术支撑。 (二)民俗学研究问题的再分类 从民俗学的视角研究国家文化建设问题的分类，指从总结和预测的两个方面，描述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中国各民族人民所高度认同的国家文化系统的整体结构，其中包括国家管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也包括具有多元文化来源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和遗产文化。民俗学通过科学的问题再分类，促进完善新时期国家文化建构，并在这一过程中，将民俗文化传承变成文化权利。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民俗学研究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要关注它的主体结构部分，即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也称“政府主导文化”)，同时要将我国人民集体创造与长期共享的其他层面文化纳入政府主导文化结构综合思考，将政府主导文化与其他层次文化共同建设。这有助于改善政府的执政能力，有助于在21世纪中国继续对外开放和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双向需求中，加强建设中国的凝聚力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