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春秋开端的东周和秦楚汉四朝，就是我所指称的“王国期”的晚期，它是中国早期古代史的视觉焦点。其中的战国时期，是关于新帝国诞生的一种精密预演，充满了各种戏剧性元素，明人小说《东周列国志》即是这段历史的精彩演绎，那些经过文学加工的资讯足以表明，就在帝国衰微、诸侯崛起的东周，各种美妙的政治方案已经被诸子所提出，并足以成为未来帝国的执政纲领。 春秋战国及秦楚汉诸代，一种强烈的汉文化主体意识开始生长起来，试图以王国的权力结构为叙事蓝本，构筑大一统的帝王血缘世系，而纷乱的帝王谱系一旦获得统一，就能为民族国家的生长和运转提供最坚固的政治轴心。该使命分别由战国的齐国、秦帝国和汉帝国所承担，并由此发生三场剧烈的文化变革：战国确立了黄帝和老子的战略地位；秦帝国确立了帝王至上的极权制度，而汉帝国则完成了汉民族的自我认知。这是一场激烈的接力赛跑，它旨在推翻“亚洲精神共同体”的长期统治，以完成东亚民族国家的主体性架设。 一、一种预演：齐国的文化革命 与轴心时代对应的战国时期(475-221 B.C.)，占据东部沿海地区的齐国而非周帝国中央政府，为此扮演了一个重大角色。该公国的贵族阶层，是周民族老祖母姜嫄以及开国大臣姜尚的直系后代，其都城临淄，在公元前650年间，就已超越排名第三的东周帝国都城洛阳，擢升为全球第二大城市，进逼排位第一的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①它拥有以海盐为核心的工商体系以及由管仲发明的农业管理体系，并因此变得十分繁华起来。②越国重臣范蠡在吴国被灭之后，从越王勾践的追杀中侥幸逃脱，易名埋姓前往齐国，投靠田成子，从事商业贸易，成为富甲天下的巨商，他的个人事迹，足以成为强大的齐国经济的佐证。 田氏的祖先公子完，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代，因避乱由陈国逃往齐国，被齐王收留，势力逐渐坐大。公元前386年，其后人田常(田成子)担任宰相之后，先后诛杀各大家族首领，又屡次弑杀国王，褫夺了姜氏家族所掌管的权力。此后，太公田和放逐齐康公，并请魏文侯斡旋，得到周天子与诸侯们的同意，于公元前386年自立为齐侯，田氏就此取代姜氏而成为国君，但国家等级却由公国降为侯国。这一著名的篡位事件，史称“田氏代齐”。③庄子对此痛斥道，“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④直言不讳地将其称为“窃国者”，表露出对姑息养奸的周王室及其诸侯国的严重不满。 齐氏王朝无疑是政变和篡位的结果。尽管得到周朝及其诸侯国的勉强认可，但这个靠谋反上台的政权，长期沉陷于严重的合法性焦虑。为了向世界展示自身的伟大性，田氏父子，也即齐威王和齐宣王，向整个东亚地区发出招贤令，引聚各地学者，形成以稷下学宫为标志的东亚文化中心，其规模甚至可以跟雅典媲美。道、墨、儒、法、名、阴阳、兵家、纵横、农家、小说等学派在此云集，多达一千人以上，由此展开激烈的政治/学术论辩，形成“百家争鸣”的热烈态势。 著名学者孟子、邹衍、淳于髠、田骈、接子、慎到等76人，被当局封为“上大夫”，⑤住在官方提供的交通便利的大宅里，声名显赫而远播各国。司马光为此写下《稷下赋》，高声赞美这一盛况：“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此外，精英教育也变得如火如荼起来，年轻的学子蜂拥而至，以致田骈有“徒百人”(《战国策》)，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而淳于髡则有“诸弟子三千人”(《太平环宇记》引《史记》)。在齐宣王的全盛时期，稷下的师生总数(“稷下先生”加“稷下学士”)达数千人之多，气象宏大，不仅威逼各国，而且令千里之外的洛阳都感到震动。齐国就此跟秦国平分天下，并称为战国“东帝”和“西帝”。⑥ 篡位者田氏指望通过声势浩大的学术运动，来证明新政权的政治/文化合法性。这是历史改述游戏的重大开端，也是血姻叙事的第一个官方高潮，标定了中国士人御用化的历史起点。道家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受到齐侯的厚待，心存感激，而唯一的回报，就是应承田氏的要求，从两个方面，为其政治正确做出貌似完美的论证—— 首先，以血姻政治为基本逻辑，全力证明田氏是黄帝的后代。就汉字的字形而言，“田”是“黄”字符的一部分，也即“黄”的一个核心脏器。在神话传说中，黄帝不仅战胜了姜氏的先祖炎帝，而且还杀死了姜氏的另一重要首领蚩尤，这两场远古战争的胜负，为田氏战胜姜氏并取而代之，提供令人信服的血缘政治依据。 其次，证明田氏出生地——陈国哲人李耳的伟大性，而拥有李耳的陈国，就此确立了文化上的威权地位，这场拐弯抹角的文化论证，就是要为田氏的陈国(异邦)身份，做出有力的文化辩解。 这就是“黄老之学”诞生的幕后逻辑，黄(帝)和老子就此形成古怪的学术联盟，犹如一层坚硬的盔甲，足以捍卫篡位者的权力内核。这场“争鸣”不仅推动了“黄老之学”的建构，而且对未来中国人的黄神崇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寻常的部落神祇，就此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神学地位。黄的这场适逢其时的复活，引发了一场没有内在超越的喧闹的膜拜，而黄则淡漠地凝望着那些盲目的人群。 貌似“君权神授”的仪式，其本质却是一场“王权祖授”的表演。它抛弃了以神圣宗教为核心的文化原型，而以祖先崇拜来置换宗教崇拜。这是中国政体跟全球各大文明分道扬镳的重大时刻，一百多年之后，刘汉王朝便在齐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石上，建起独一无二的血姻专制主义帝国。 道家集团对齐国政治的重大贡献，成为中国先秦史的一个动人细节。战国是汉人进入民族主体自觉的历史标志。它的神话叙事，包括神话的历史化和帝王叙事，为此后秦汉两朝的意识形态建构，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这是一种政治实用的理性主义，它最初是政权合法性焦虑的产物，而后则演变成民族国家用以自我陈述的血缘履历。三百年后，王莽为了寻找篡位的合法性，以“土德”为本位，寻求黄帝(土德的象征)的血缘支持，把已受抬升的黄帝形象，做了更为彻底的粉饰。黄帝在血缘/姻亲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从此变得无可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