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化自觉”是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按照这一观念,人们不应该满足于以自发的方式处于一种文化(如中国文化)中,而应该自觉地对它进行反思,以甄别并抛弃它的消极方面,维护并彰显它的积极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笔者在这里也使用了“文化自觉”的观念,但却赋予它以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说,费孝通先生的反思是以某一种文化为对象的,那么,笔者在这里的反思则是以文化自身为对象的。在笔者看来,更高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具有“元批判”(meta-criticism)的含义,它要求我们自觉地反思并清醒地意识到文化自身的有限性及其适用范围,拒绝对文化概念进行无界限的滥用。 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地域性的农村家族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社会。这一社会既是自耕农和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也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发轫之地。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既经历过“全民大炼钢铁”、“全民消灭四害”、“全民驱赶麻雀”及“文化大革命”中“全民搞阶级斗争”的宏大场面,也经历过改革开放以来“全民经商”、“全民炒股”和“全民炒房产”的荒诞喜剧。今天,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又处于“全民谈文化”的狂热之中。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文化”这个概念的外延就像吹胀了的气球,不断地膨胀着,不但吞没了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领域,也吞没了历史、艺术、道德、宗教等领域。就像罗马统帅凯撒所说的:“我来,我看见,我征服。”转瞬之际,一切领域都成了文化的殖民地。与此相应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百姓也开始热衷于以文化说事,甚至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全都扯到文化上去,似乎只要把某个问题归属于文化,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于是,我们惊异地发现,无论是在大众传媒上,还是在理论刊物上,无人无时无处不在谈论文化,文化仿佛成了拯救世界的弥赛亚。然而,正如驴叫声不能改变世界一样,即使是全民都在谈论文化,也决不能使我们从目前面对着的任何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之争、中国与菲律宾的黄岩岛之争、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及对经济腐败的有效遏制、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等等——脱身出来。事实上,侈谈文化非但对解决这些问题无益,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这些紧迫问题的关注。 这样一来,不难发现,我们确实已经逼近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即全面地认识并反省文化概念自身局限性的时刻。也就是说,我们再也不能无批判地、漫无边际地以文化说事了,而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并合理地运用这个概念。 对两次“思想循环”的回顾 要认清文化概念自身的局限性,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回顾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次“思想循环”了。毋庸置疑,如果人们回溯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历史,就很容易发现,中国人的思想在其演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两次类似的循环。有趣的是,每一次循环都蕴含着前后相继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两次循环中的对应的阶段都具有某种相似性: 第一次思想循环始于19世纪下半叶。人所共知,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派深受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强调中国若要有效地抵御外国侵略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认真地学习并拥有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便用这些科学技术来制衡其他国家。当时的洋务运动派在朝野均具有相当的影响,其思想理路听起来也是合理的。然而,1894年甲午海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及其相应的思想观念的破产。历史和事实都启示我们,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无法在腐败的晚清政府及其军队系统中发挥有效的作用。痛定思痛,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单靠科学技术并不能拯救中国,只有政治上的变法维新才是真正的出路。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公车上书”,试图对晚清政府的政治体制进行改良。然而,由于袁世凯的出卖,“百日维新”及其相应的改良举措又宣告流产。当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腐败的晚清政府与愚昧落后的民众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有什么样的政府,也会有什么样的民众。走出这一困局的办法就是把启发民智放到优先的位置上。于是,在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的推动下,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又掀起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以便唤醒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即民主意识和科学意识。也就是说,第一次思想循环的最后阶段折入到文化中去了。乍看起来,这种现象似乎印证了文化的重要性,因为它似乎成了思想运动的最后归宿。实际上,它恰恰表明了文化自身的边缘性。如果维新变法是顺利的,谁又会去谈论不着边际的、软绵绵的文化概念呢?所谓“启发民智”云云,不过是在无奈的状态下,思想为了藏匿到文化这个避难所中去为自己找到的托辞罢了。 请看看毛泽东是如何谈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的。难道他告诉过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吗?尽管毛泽东并不会否认新文化运动在背景上发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即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人们原来的观念,从而为革命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做了铺垫。然而,正如毛泽东明确告诉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也就是他称之为“三大法宝”的根本取胜之道。在这三大法宝中,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文化”这个轻飘飘的字眼。事实上,单凭自发的新文化运动,根本不可能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退一万步说,即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觉的文化运动,也不可能使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自动放下武器。对于军事问题来说,文化永远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