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在中国大众文化的景观中,新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建成为重要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价值观就处在一种危机、无效和断裂的状态中,这尤其体现在外在的政治干预与自发的市场秩序之间的内在冲突上,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则呈现为主旋律作品往往没有市场、拥有市场的作品又不承担“政治”功能,正如近期关于“反三俗”“限娱令”的争论,可以看出国家意识形态(精英的、道德化的)与大众文化(低俗化、庸俗化)之间的不协调。不过,这种政治/市场的不兼容已非常态,更为有趣的症候在于新世纪以来政治(威权、一党执政)与市场(自由竞争、多元化利益分割)的“双套车”越来越经常奏出和谐的主旋律,恰如中国崛起的基本事实就是强有力的政治调控和充分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之间密切结合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既实现经济效益,又具有主流价值观功能的作品越来越多。 可以说,这种社会共识的积聚建立在双重前提之下,一方面,“外在的政治”已经从阶级政治、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一种依法治国背景下的民族复兴,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核;另一方面,都市中产阶级被建构为和谐社会的和谐主体,也是中国经济崛起获益最多的群体。需要指出的是,在高房价、高物价的压迫下,“中产”面临着“被消失的”窘境,①在中国关于中产阶级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事实,尤其是相比人口学意义上占据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来说。本文主要通过2008年以来国庆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重大灾害之后举行“全国哀悼日”以及近期的影视剧中“墓碑”被作为重要的文化修辞方式,来呈现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建是通过一种悼亡仪式和国家对死者/旧有牺牲者的重新祭奠来完成的,最后再以《唐山大地震》为例来分析一种个人/家庭的创伤记忆如何被弥合的故事,这种给创伤记忆寻找伤口的工作实现了一种新主流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主体之间的内在和解。 一 国庆日、哀悼仪式与“2008年” 自2008年以来每年的国庆日多了一项纪念仪式,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届代表集体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②这样如此隆重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仪式此前并不常见,只是在特殊纪念日如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时才偶然出现(更为经常的行为是清明时节各地政府组织大中学生举行烈士陵园扫墓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重新发明出来的国家哀悼仪式与10月1日国庆日结合起来,给国庆典礼赋予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含义,即国家通过对死者/“人民英雄”的祭奠/祭拜来告慰生者,通过凸显建国英烈的丰功伟绩来重塑合法性。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在中国政治空间中占据着格外重要的位置,其政治含义在于确认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如毛泽东主席所撰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既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主体是“人民”,而且把新民主主义所缔造的“新中国”作为1840年以来追求民族/国家独立的产物。在此背景之下,人民英雄纪念碑毋庸置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图腾。有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会需要一种悲情式的国家哀悼仪式来作为国庆大典的重头戏呢?或者说在取得如此辉煌的经济、社会成就的当下,为何需要采用政治危机时代的叙述策略,即通过重返艰难建国和付出巨大牺牲的时刻来获得一种想象性的政治认同呢?③ 在一种回望的视野中,200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大悲大喜之年。年初南方遭遇的特大冰冻雨雪灾害,拉开了2008年多灾多难之年的序幕,接着5月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震级最高的地震“5·12汶川特大地震”,6月华南、中南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9月山西襄汾县“9·8”溃坝事件。不仅仅如此,2008年还是多事之秋,如3月有西藏“3·14”,事件4月有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受阻等,可以说,这一年充满了悲情色彩。与此同时,2008年还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飞行并实现中国宇航员首次太空行走,以及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时刻。所以说,这一年又是彰显“盛世中国”、“中国崛起”的年份。仅仅两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戏剧性”地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这个角度来看,2008年可谓“悲情中国”与“盛世中国”相互交织的一年。就在这种爱恨交织中,一种关于中国的国家认同和某种社会共识开始浮现,自然灾害(如大地震)与政治危机(如“藏独”破坏奥运圣火)反而激发、培育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和爱国精神。在这个意义上,2008年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是20世纪80年代后毛泽东时代国家认同获得重建的转折点。 “3·14”事件引起海外反华势力破坏奥运圣火传递,由此海外华人发起护卫奥运圣火的运动,如“4·19反对国际媒体恶意指责中国,支持北京2008奥运”的海外华人大游行,这些积极参与者很多都是“80后”留学生,他们从“‘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的迷雾中清醒过来,同时又不陷于盲目排外和自我封闭情绪”,被认为是“最全球化的一代,也是最爱国的一代”,④这些爱国运动使“80后”摆脱了“小皇帝、小公主”“独生子女一代是不负责任的一代”的恶名,第一次自发地表达出对于中国/国家身份的由衷认同。不久,这种海外留学生的爱国激情在“5·12汶川大地震”中被国内青年一代所继承,他们成为救灾志愿者的主力军。汶川大地震实现另外一种全民总动员,不管是政府调配一切资源全力救灾,还是中产阶级/普通市民踊跃捐款、献出大爱,在这一危机/危难时刻,官方/体制与民间/市场达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有的共识,有媒体惊呼“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⑤紧接着,8月盛大而华丽的奥运会完美落幕,超过百万的奥运志愿者被命名为“鸟巢一代”,出色地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包容、自信的中国青年一代。 正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不久,国务院发布了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日”,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重大公共灾害造成国民伤亡而设立的哀悼日,之前只有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去世时才会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要领袖逝世。这次汶川哀悼日采用了民间“头七”之日的方式,充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对传统民间伦理秩序的认同。在这一举国同悲的时刻,国家通过对无辜死难者的悼亡,来实现一种普通国民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内在结合。如果说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纪念那些1840年以来为民族独立、解放而献身的烈士/人民,那么汶川哀悼日所纪念的死难者则是普通的、无名的中国人,他们并非民族/国家的献身者,而只是不幸的遇难者,他们唯一可以共享的身份就是中国人。在这里,不管是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还是举国哀悼灾难遇害者,都呈现了一种国家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一种民族国家身份成为当下最为重要和有效的命名方式。于是,全国哀悼日也成为此后国家为重大公共灾害遇难者所举行的固定仪式,如2010年4月为青海玉树地震遇难者举行“全国哀悼日”、8月为甘肃省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遇难者举行“全国哀悼日”。在这种举国哀悼的仪式中,国家及民族/国家的身份获得彰显,一种个人与国家的认同借助对死者的哀悼和祭奠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