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之初重提“历史与记忆”的命题，并非旨在搅动20世纪诸多“浩劫”“大屠杀”的血色。尽管现代文明浩劫或曰“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确乎以一场又一场深刻而内在的“见证的危机”，令“历史与记忆”成为触目惊心的议题，但并非这一命题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全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冷战落幕，“短暂的20世纪”终结。于是，再一次通过对记忆的“校订”，以实现历史的“重写”，成为全球普遍而深刻的文化实践与事实。然而，在此显影的不仅是“胜利者书写历史”的“一般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后半叶，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诸多批判理论的重要论域之一，正是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我们或许可以将20世纪后半叶称为历史书写的暗箱机制大曝光。而在1917年革命后的俄国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历史书写则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建立，尝试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的意义上确立别样的历史观，其自觉地重写/改写历史的文化实践，不期然间暴露了历史书写的政治性与内在权力机制。与此同时，冷战时代的开启，尤其是在冷战对峙的前沿地带、冷战分界线的两侧，同一历史的不同甚至对立的版本，则不仅以相近的“曝光”效果黯淡了“历史”神圣的光冕，将历史揭示为特定的叙事行为，而且在两相对照中，清晰显影了历史的屏蔽功能。20世纪后半叶的另一个重要历史变迁是前殖民国家的独立建国及此后的解殖运动，在以第三世界的国别史写作改写整个世界历史格局的同时，显影了诸种历史写作的全球资本主义或曰欧洲中心之世界想象的底景。因此，当冷战终结，“不战而胜”的西方世界或曰资本主义逻辑再次主导着胜利者的历史写作，这一书写自身却必然遭到上述批判性防波堤的障碍和阻隔。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20世纪70年代，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以“历史与人民的记忆”为题直指战后西欧的主流文化策略之一，是以历史之名遮蔽、压抑人民记忆，以便想象性地消解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质询；而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之初，胜利者的历史书写，则是借重20世纪——这一革命与动荡的年代个人创伤记忆以实践历史的重写。当然，“个人是历史的人质”或“个人无法承担历史罪责”的老调，在“赦免”个人的同时，成就着审判失败者的内在逻辑。就电影——这一依旧极具大众性的文化工业而言，1987年，贝托鲁奇的好莱坞版中国故事《末代皇帝》，不期然间成了始作俑者；而1994年风靡全球的《阿甘正传》则“正式”以记忆之名开启历史书写所必需的遗忘机制。一如影片中那份特技奇观：一片飘飘洒洒、有形有影的羽毛掠过阿甘生命的天空，智商74、留着板寸头的阿甘穿越了“二战”后美国历史几乎所有的重要时刻，以其痛楚而限定的个人记忆修订或遮蔽了这段炙热的历史。继而，在记忆/历史书写的意义上凸显而出的，则是两德合并后的德国——或联系、围绕着德国的《窃听风暴》《朗读者》《帝国风暴》《柏林女人》等，以个人记忆或个人故事为新主流的重建虚构出必需却不可能的政治和解与“大团圆”。 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来说，历史与记忆的再现，呈现着更为繁复而颇具异趣的状态。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时期激变的政治文化启动路径之一，正是自觉的历史重写。无论是满怀悲情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庄严遗言“好的历史是人民写的”，还是不无犬儒意味的胡适名言“历史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或曰“历史文化反思运动”的政治批判与文化重构，无不清晰地显影着一份堪称怪诞的历史之文化政治意味的自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应对着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政治行为是以“平反昭雪”“补白”与“钩沉”为基本特征的历史重写。且不论所谓补白与钩沉的意义在于显影昔日特定历史书写的筛选与删除机制，断裂其逻辑链条以曝光出裂隙与空白，而且在于其重写过程深刻而内在地改写着历史书写的坐标与参数。首先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明确限定了历史视野及其书写框架，取代了此前的重要参数——五四时代(或被鲁迅称为“盗火者”时代)对世界上弱小民族的认同与参照、“二战”期间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及第三国际的深刻影响、1949年以降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及70年代的第三世界主义①视野，进而将其纳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阶序之中；“现代化”作为“赶超”逻辑的新版本，抹除了共产主义之为愿景的世界革命想象。其次则是在倒置运甩了20世纪50年代以降中国历史书写特有的“翻案文章”之时，悄然消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逻辑及更为重要且基本的参数——阶级，尽管此处的“阶级”尤其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关于现代社会分析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而更多是在修辞意义上用以描述“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曾经，这一别样的历史叙述逻辑，不仅增补、凸显王朝历史之中/之间的农民起义之史实，而且强调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②，以显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于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重写，便成为对“再颠倒”的颠倒，历史恢复了其“本来”面目——不如说是历史叙述恢复了现代世界的主流逻辑。然而，于中国，这一有效的文化政治实践，同时建构并显影了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困境，即政党、政权的连续与政治、经济体制的断裂：前者要求意识形态的延伸以维系合法性表述，后者则缘于新的合法性需求而必须倾覆昔日的意识形态建构。于是，它直接呈现为历史书写自身的异质逻辑及其内在的冲突与叙述的碎裂，而且事实上无法确立任一版本的20世纪史的连贯叙述，尽管众所周知的是一部逻辑的、连贯的历史无疑是主流意识形态确立、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20世纪的最后20年，历与史于不期然间再度分离：若干昭然的空白或曰必须缺失的年份是某种史说成立的前提。与此同时，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所居的特定世界情势，亦强化着这份历史书写及意识形态再现的悖谬。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新时期”的开启，或者更准确地追溯，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使得中国已然置身于全球冷战结构内的后冷战政治文化状态之中；而80年代终结，西方阵营不战而胜，中国作为最后一个屹立不倒的社会主义大国，却陡然遭遇到全面的后冷战时代的冷战情势。这又一层面上的错位，则在谵妄/失语间强化了当代史叙述的破碎、悲情与犬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