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范式与知识领域之一,文化研究已然稳稳地在学术机构内获得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炫目地引发了言人人殊的“文化转向”。这一过程的发生直接联系着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美国文化研究,联袂建立“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由此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实现全球播散,但一些学人有所不知,作为其间不可或缺的中继站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被遮蔽状态之中。直到文化研究史书写热在20世纪90年代的出现,尤其是其间的“去中心化”趋势的出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方被屏显或者敞明在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之中。但我们不难发现,此间的屏显直接联系着有关学人集体无意识地聚焦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因而导致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再次被遮蔽,尤其是它独特的生成脉络与内部复杂性。鉴于文化研究于新时期之初带着美国的学院体制化包装来到中国时,诸多中国学人虚妄地把原产于英国、经过美国过滤的文化理论视为“元理论”,继而绘制以英美文化研究为主部的世界拼图。今天“做”文化研究于文化研究后发之地的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与审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从而更新、丰富与完善我们的相关知识谱系。 一、虚假的“英国性” 1997年,从英国移民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家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撰文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患有历史健忘症而无力提供关于自身发展历程的权威叙述,①其结果是它既不如作为文化研究源头的英国文化研究频繁被人论及,也不如作为文化理论输出地的美国文化研究时常被人言说,尽管正是因为它的中继站作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才得以建立。米尔纳的观察可谓不无道理,因为之前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确乎没有像英国文化研究那样致力于建构令人信服、条理清晰的起源神话,“像一个25岁的足球运动员一样忙于写自传”,②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不同视野下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塑叙事正悄然显影: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从历史、文学研究、电影理论的角度,彼得·古多尔(Peter Goodall)从传播与媒体研究的角度,詹妮·克雷克(Jenny Craik)从期刊文化的角度,约翰·弗劳(John Frow)与墨美姬(Meaghan Morris)从工人教育协会与左翼实践的角度,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与佐伊·索菲亚(Zoe Sofia)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法国哲学的角度,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与吉姆·戴维森(Jim Davidson)从文化史书写的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化研究。③从这个意义上讲,米尔纳的批评无疑是片面或不准确的。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不但开始了建构自身发展历程的叙述,而且因此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中获得了与英国、美国文化研究大致相当的能见度;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受邀担任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与《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等国际知名刊物的编委,频繁地穿梭于、驻扎在先前被英美文化理论家支配的“现场”。 直接促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获得能见度或被屏显的,是出现在文化研究史书写中的一种“去中心化”趋势,它源自具有实体性质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新时期的消失。1988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变为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以后,尤其是文化研究系与社会学系合并的1992年以降,“许多文化研究理论家一直在试图挑战联系着本领域的某些系谱学叙述”,含蓄地指责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视为文化研究唯一源头的英格兰中心主义,其结果是“关于文化研究及其形塑的很多修正主义解释已然出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之外的文化研究现场随之获得了能见度:“澳大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场,在过去的十年里,在跨国文化研究共同体中,一种独特风格的文化研究已然于其间获得了显著的能见度。”④除前文提及的特纳等人的著述以外,瓦尔达·布伦德尔(Valda Blundell)、约翰·谢泼德(John Shepherd)与伊恩·泰勒(Ian Taylor)的编著《重新定位文化研究:理论与研究的发展》,⑤汉德尔·K.赖特(Handel K.Wright)的论文“我们胆敢不以伯明翰为中心吗?”,⑥也都旨在消除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动摇文化研究的传统空间政治。 然而,这一去中心化过程却不无悖论地钩沉着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鉴于在文化研究浮出澳大利亚地表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无力提供文化研究培训,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移师澳大利亚,加之第一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人大多曾求学于英国,有人甚至还得到过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的耳提面命。一些文化研究史专家认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首先是作为英国文化理论家全球流动的产物而存在的,毕竟多数文化理论家都是学院中人,而“作为学院中人的好处之一便是理论可以很好地旅行,只不过有一点时差罢了”。⑦在这些学者看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几乎可谓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殖民地”,显在地具有“英国性”(Englishness)。 由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屏显与英国文化研究全球播散的时间巧合,上述观念颇为流行。众所周知,1964年,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d)创建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是便有了筚路蓝缕、影响深远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以及它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don)所谓的“文化兴趣的复兴”,⑧英国文化研究经历了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所谓的从“作为政治的一种学术实践”到“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的演变,⑨继而开始全球播散,费斯克、特纳等人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程随之出现。他们于其间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包括举办文化研究课程、创办文化研究刊物、出版或发表文化研究著述,⑩不仅为澳大利亚学人提供了文化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普及了文化研究基本教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在我们看来,承认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的活力与重要性似乎为一大进步”,促成了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观——“大众的全部生活方式,他们的习俗与仪式、他们的娱乐与消遣,不但包括艺术,而且包括体育与海滨度假等实践”——根植于澳大利亚土壤。(11)尽管他们“并不愿意替英国是否在这个领域具有霸权地位背书”,(12)但一如费斯克与人合著的《澳大利亚的神话:解读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特纳独著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等著作所证明的,费斯克等人确乎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深深地打上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