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早在1993年就曾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为代表的部分城市(城市圈)已成为各种文化矛盾冲突集中爆发的区域，城市文化治理的难度显著增加。这些文化矛盾包括城市圈中的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的二元结构矛盾日益突出；生产性匮乏被消费性不足所取代，因而“拉动消费”成为困扰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人口流动和移民速度的加快既推动着城市文化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也加剧了不同地域族群文化在城市中的冲突和矛盾等。城市文化矛盾既构成了发展滞后的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力量，这凸显出问题的现实性、紧迫性及其对城市文化理论建设的必要性。更急迫的是，在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矛盾已不单单是城市文化本身的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因素复杂交织的问题，深层次上是一个制度问题。日前，为了更好地认识和处理今日中国的城市文化矛盾，本刊编辑部与上海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城市文化矛盾”研讨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现选发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以期引起重视与研究。 ——主持人 叶祝弟 在今天的发言中，我想就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的概念形成及发展过程做一简单描述，并借此探讨文化因素在城市评价指标中是如何一步步凸显出来的。 早在1889年，德国学者Goethe就曾使用“Welstadt”(即德语的“世界城市”)一词描述当时的罗马和巴黎。1915年，英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大师格迪斯(Patrick Geddes)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明确提出世界城市。他指的是“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绝大部分都须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城市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世界城市”的概念变成了“全球城市”(the world cities)。1966年，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德·霍尔(Peter Hall)对世界城市的概念做了经典解释：“世界城市指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城市”。在《世界城市》(World Cities)中，彼德·霍尔详尽研究了伦敦、巴黎、纽约、东京、莫斯科以及德国莱茵—鲁尔区、荷兰兰斯塔德区等7个世界城市和区域，并认为世界城市是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国际上认可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标准真正的建立是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John Friedmann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全球控制能力”的生产过程，而这种控制能力主要是指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其产生取决于特定部门的集中和快速增长，包括跨国公司总部、国际金融、国际交通和通讯、高级商务服务等。他提出了七项指标：(1)主要的金融中心；(2)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3)国际性机构所在地；(4)商业部门(第三产业)高速增长；(5)重要的制造中心；(6)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7)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从这7项指标出发，他又分了“第一级城市”和“第二级城市”两个档次：在核心国家中，第一级的城市有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鹿特丹、东京；第二级城市有旧金山、休斯敦、迈阿密、多伦多、布鲁塞尔、米兰、维也纳、马德里和悉尼，还有香港、台北、汉城、曼谷、马尼拉、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彼时中国内地的城市根本还无法进入这个排名中。这七项指标中最核心的一条是经济。经济上不行就别谈什么世界城市，这在1980年代还是一个基本的评价思路。 1996年，美国学者Manuel Castells发表《网络社会的崛起》，首次系统提出了全球化、信息化与网络化背景下网络社会的崛起。世界城市不再被静态地理解为“控制中心”，而是理解为“世界的网络化的节点或是说网络化的过程”。在这个思路启发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思考。1996年，伦敦大学受英国环境署的委托开展四大城市的研究，将伦敦的发展置于几个老牌的世界城市和新兴的东亚大城市，包括中国上海等的竞争之中，提出要加强国家对大城市发展的支持，提升伦敦的全球竞争能力。 与中国合作最多的是英国拉夫堡大学的“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中心小组，它们和中国社科院城市所合作研究最多。拉夫堡大学的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泰勒认为，世界城市是个网络，这个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就是跨国公司。他完全从现代信息商务和跨国公司的数据着眼，只从数据中间来选择世界城市，其他的都不在考虑之列。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内陆城市已经融入了世界城市的网络中，并且发展的过程非常快。彼得·泰勒提出的包括金融、保险、会计、广告、法律、咨询等七项大的信息汇集在一起，只要放在全球网络的节点上，马上就能看出哪些城市是世界级的，哪些城市是一般的。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的北京和上海，尤其是北京远远落在后面。但到2008年，上海已经进入前十名，北京也迅速进入到世界城市的行列中。其他如首尔、马德里、莫斯科都是低于上海和北京的。它们的排序是，第一是伦敦，第二是纽约，第三是香港，第四是东京，第五是巴黎。2000年的上海和北京还远在27和29位，2008年的上海和北京分别排第八、九位，位置已经大幅提升。 我认为，“后发展时代”的世界城市建设应该有新的思路，尤其是2008年之后短短的这几年，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城市的新问题凸显出来了。这一新问题中，城市资源的浪费，现代化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尤其是后现代对城市发展的持续反思，对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状况的反思均推动了世界城市的发展。除了生态人文的平衡，追求低碳目标，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文建设落实群体，还有人们的政治参与度等等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世界建设和测评全球城市的一个新的思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随着文化产业、创意经济以及世界的新媒体革命的发展，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 像Apple Inc、Facebook、IBM、Google，这几个公司加起来是一万到两万亿美元的产值。一方面表面上看起来美国在衰落，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全球都在为美国打工。我们还会看到美国一个独特的、富于魅力的文化品格和城市形象，包括市民生存状况、人文素质均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文化多样性和宽容和谐的指数越来越被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以前从城市运营者出发的曾经获得一些成功的方式今天已经需要变革了。比方说纽约市市长、伦敦市市长都曾经为城市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但是如今，伦敦市的第一任市长利文斯通，就受到城市里诸多人的围攻，对他的那些做法，富人和不同区域的穷人批判非常多。总体上来讲，文化多样性的理念，是特别值得我们考虑的。在文化上和我们不同的群体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何保证他们获得生存的文化权利，这需要我们提出宽容的指数。宽容的问题当然与幸福有关。我们还会看到，优异的创业环境、清洁舒适的生活、文明的城市环境使得新加坡、悉尼、香港等国际城市成为吸引外来人才、国际人口的重要目的地。在全球人才流动的时候，比方说弗洛里这样一个文化创意产业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就提出当今世界的创意的高端天才仍都在全世界流动，高端人才流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标准，就是住宅的环境和宽容度要非常高。我们所看重的科技、数字信息产业也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