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在大陆的出版以来，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和基于比较视野的中国道家美学研究引起了大陆学界的兴趣，对叶维廉的相关研究也逐渐成为比较诗学的一个热点，成为相关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研究的热门课题。而这个世纪之交《叶维廉文集》(1-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的出版则将大陆的叶维廉诗学理论研究推向了对其诗歌艺术的研究，大陆举行了多次不同规模的叶维廉学术研讨会。可以说，叶维廉是中国比较诗学和美学研究的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研究对象。但是遗憾的是，对作为叶维廉诗学建构情感动力的文化认同，学界却着墨不多，其比较诗学和美学中的文化认同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这表现在当前的研究中对叶维廉的文化认同与其比较诗学的关系仅仅作为背景稍略提及，未能对其文化认同的具体思想内涵和意义进行系统研究。而这种不足使得我们无法对叶维廉诗学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因为忽视对叶维廉文化认同的探讨就无法走入其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的内在核心。在笔者看来，对于海外华裔学者而言，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民族主义关涉其学术的问题意识，这种认同又与殖民地文化实践关系密切。故此，唯当理解文化认同的意识如何影响叶维廉，才能弄清其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的精神旨趣，对其做出合理的评价。 叶维廉生于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30年代，少年即从大陆随家人移居香港，然后到台湾接受大学教育，在台湾他成为现代诗歌运动的著名诗人，最后从台湾定居美国从事学术研究。不断漂泊的人生经历，从大陆到港台，最终到海外，他不但经历了从诗人到学者的身份转换，更经历了殖民时代的香港教育以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正是这种生命与文化的体认使得叶维廉思考：民族认同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海外的生活经历给予叶维廉的是一种深深的“郁结”，这来自文化无根的感觉，这种无根在叶维廉骨子里就是对自我的一种文化认同危机。从1960年的《赋格》到1967年的《愁渡》，叶维廉都在文化认同危机中——郁结中寻找出路。1967年，《愁渡》一诗中抒发的正是其文化的无根感受：“亲爱的王啊，别忧伤/你在哪里，城市就在哪里。”他的《赋格》也是其流离经验的抒发，例如第一节的结尾：“北风带着狗吠弯过陋巷/诗人都已死去，狐仙再现/独眼的人还在吗？/北风狂号着，冷街上，尘埃中我依稀/认出这是驰向故国的公车/几筵和温酒以高傲的姿态/邀我仰观群星：花的杂感/与神话的企图—/我们且看风景去”，透过“驰向故国的公车”的意象叶维廉抒发了对故国的强烈怀念以及对自身飘零的忧伤之情。《赋格》的内在的情绪正是《诗经》中的古诗：“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在论台湾六、七十年代的现代诗时，数度提到“郁结”，这原是1972年梁新怡访问我问及我的诗为何如此浓烈时我提出的答案(《文林月刊》10，1973.09.01)，但后来回头看我的前行者鲁迅以还的诗人，一直到我同代的作家，无一不被笼罩在个体群体大幅度的放逐、文化的解体和无力把眼前渺无实质支离破碎的空间凝合为一种有意义的整体的废然绝望、绞痛、恐惧和犹疑的巨大文化危机感里，都可以称为“郁结”。在我的情况，从《赋格》到《愁渡》间的作品最为浓烈，在1970年吐血割胃后，风格数度改变，其间，因着妻子慈美，我们共游了台湾和台湾以外不少美丽的山川，也曾写下不少农村山光水色，但我始终没有完全走出这个“郁结”。是这份诗的而且更是中国文化危机的关怀与“郁结”驱使我后来用诗一样浓烈的情感投入中国特有的诗学、美学的寻索。(“增订版序”8) 究其因，这种“郁结”来自海外的漂泊，从小饱受的殖民文化歧视，他不觉地“在我这个在死亡边缘上挣扎的小小的心灵里，无形中生了一个长久以来都解不开的郁结，一个为国家民族而忧伤不尽的郁结”，而这一情感的“郁结”乃至凝结成为这样的信念：“由忧伤慢慢地凝为一种爱与信念：我的成长必须与国家民族再生的努力同进”(叶维廉，“增订版序”2)。正如有论者所看到的，“处身于残酷的时代隔离与文化剧变的环境，让叶维廉长年专注于身份与文化认同命题，整理出开创性的东西文学比较坐标与文化思维模式”(黄梁6)。 陆建德在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思考中指出的，在殖民主义盛行时，殖民者极其注重推行自己的教育制度，教授自己的语言。麦考莱在谈及印度人的英语教学时强调，英国应致力于培养一个特殊阶层，“其血液和肤色和印度人一模一样，但是其趣味、见解、道德观和智识却都是英国人的”(陆建德52)。殖民地独立后，殖民者的语言保留了其特殊地位，用殖民者的语言写作有利于殖民地精英阶层和统治集团融入原殖民宗主国的社会。港英政府出于自身的殖民统治的需要，在其教育体系中一贯不重视中文教育，多年之后，香港学者关子尹借现代德语的危机反省香港的中文教育时指出： 香港教育最严重的是中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少所谓“英文学校”，除了中文、中史两科外，所有其他学科都以英文授课，换言之，基本上是放弃了“母语教育”。在这种教学策略之下，除了少数有优良传统的“名校”外，大多数学校的教学结果，就是教出一大批中英文都不行的学子，从“语文作育”的观点看，总的而言，是失败多于成功，正如当年莱布尼兹参观德国书展后的感想一般：“许多人没有学好法语之余，竟然连德语也生疏了”。(关子尹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