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592(2012)11-0010-10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国内文化转型理论显然受到社会转型理论中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的主导而部分表现出文化进化论的特点。这种进化论观念首先受到“传统与现代”二分法的支配，认为文化转型必然是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取代或超越，是先进代替落后，科学战胜蒙昧的过程。其次，受到发展观念的支配，文化进化论在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确立了三种决定着人类不同发展状况的基本的文化模式，即自在自发、异化受动和自由自觉，并认为只有后者才是人的最高和最发达形态的文化模式，同时也是文化转型的终极目标。尽管这一类观点通常冠之以时下颇为流行的文化转型概念，但其实质是倡导文化的发展和进化的观点。 事实上，转型并不等同于发展和现代化，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会表现出反现代性的特征。既然文化转型并不是传统被现代所取替和超越那样简单，那么它的复杂性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如果我们将传统的再造视作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那么这一过程的发生又有怎样的社会、心理、修辞甚至身体的因素呢？此外，如果将文化转型的主体——人——的社会实践和文化策略作为经验的认知和知识的源泉，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哲学和玄学的维度来考察文化，进而谈论文化转型，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呢？最后，中国的文化转型又有哪些特殊性和普遍性？这些都是我们在谈论文化转型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笔者以为，文化转型不是一种文化模式的断裂，更不是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取代和超越，它是一种与自身传统和谐相容的变通。人类学有关文化变迁的研究表明，人的各类实践活动以及从中折射出的能动性并非一定要表现为反抗、革新和取代传统的文化模式，文化以自己特有的惯性在吸纳和整合不同的文化特质。积淀已久的文化理念和价值体系绝不会轻易被荡涤干净，只不过被一种符合现代性要求和话语的策略巧妙地掩盖起来，并产生出内与外的分类体系。正是基于这一思考，考察现代语境下传统的再造方式，应该成为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维度，而在方法论层面则主张一种文化转型的实践理论。 进一步而言，在认识论层面应该重估地方性社会和地方性知识在看待和评估人类生存状况和文化模式中的特殊作用，重构一条从地方到国家、从个人到社会的知识形成的途径和文化理念。其次应该对以西方现代理性和个人主义为导向的文化转型观念加以反思和批判。此外，文化转型不但是一个社会经验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如果再加上地方性社会对于研究文化变迁的特殊意义，正好构成了人类学研究的几个要素，这一借助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撰述来认识人以及文化变迁的方法就是本文所谓的文化转型的实践理论。 二、传统的再造：内与外的分类体系 任何形式的文化转型大约都可以称作传统的再造，传统的“现代化”有其特殊的方式和途径，传统的改造和变迁最初往往表现为对现代化的反动，而其自身是内在于现代性之中的，因此传统与现代决不能简单地截然二分。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在大多数社会现实中往往只是一种话语形式或者修辞体系，它的范围、言说和展现要依照社会参与者(social actor)日常的生活情景和言语实践，因此绝不是一个没有任何指涉对象的空洞的价值体系。 首先，传统在现代语境中总是象征性地展示自身的价值观念，传统往往会以正统、纯洁、文化遗产或精神财富等符号或象征形式为某一群体用来表明身份，获得认同意识并进而作为民族起源神话或历史的一部分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向度。不同的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总会巧妙地、技术性和策略性地对传统的符号加以利用，以表明自己才是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并以此获得国民身份，从而参与国家历史(与民间传说相对)的叙事并成为某种国民性格(比如独立、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藐视权贵等等)和民族精神的化身。这些诉求无一例外都包含着现代性的因素，并且由于不同群体(同时也是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需求，使得传统的再造一开始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的是，某一群体总是同特定的地方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从来就不存在超地方的自然实体(supralocal entities)，也不存在超地方的观察视角。不同的群体乃至个体及其言语和社会实践的方式和策略才是传统切实的指涉体系和经验的参照系。 其次，某一社会或者某一群体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是传统全面复苏的前提。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文化转型不但意味着传统的复苏，并且还伴随着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在传统复苏的文化转型时期，各种错综复杂的群体以及社会关系参与其间，此消彼长，构成了本文所谓的一种文化景观，并且总是伴随着草根阶层或贱民团体对上层社会和规范、制度的种种颠覆性的策略和手段。其中一些惯用的手段就包括将自己打扮成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模范的化身和最后的守护者，从而参与各个层面的政治实践中，并取得相应的话语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以为，传统的再造和文化转型一开始便带有反现代性的特点，它是由现代转向传统，而不是相反。 第三，传统在一种叫做“结构性怀旧”(structural nostalgia)——即传统总是有德性和永恒的，而现代总是低俗和短暂的——的情感的作用下全面复苏，并从地方性社会和特定的宗教信仰团体向知识界和大众蔓延。任何与传统不符的道德沦丧往往会被归咎于外来的现代性，人们习惯于将国家经受的种种不幸和灾难归咎于西方的势力和文化的入侵和影响，而在这一框架下开展对传统的政治讨论是相对安全的。在反对现代性的侵蚀和腐化的过程中，各种势力、群体和话语最容易合流，并争取到相当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地方性的、民间的、村俗的作为结构性怀旧中被永恒保留的传统不但争取到了合法的地位，并且还取得了正当性，地方性知识从自身的视角出发来熟练地运用分类的权力，而不是一味地在官方与民间的紧张关系中处于被动以及被归类的地位。官僚制度的敷衍塞责，腐败堕落再加上官僚机构办事的拖沓和相互推诿以及司法条文的刻板僵化都会被普通民众归咎为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恶果，对于生活在地方性人情世故的社会中的人而言，这些都是他们反现代性的动机，而保守的知识群体则更易于将小资产阶级、物质至上和消费主义归咎于现代性对于当今社会阻碍和破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性知识、草根的宗教运动所宣扬的传统复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