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英美学界流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思潮和研究成果被正式引入我国大陆学术界。10多年来，我们不但译介了大量介绍英美文化研究历史、方法和研究个案的著作，而且在文学研究、艺术研究和传媒研究等领域开展了一些带有中国问题意识的本土文化研究实践，一些大学也开展了文化研究的教学活动。文化研究对我国学界的广泛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与我们对文化研究思潮的译介和文化研究教育所付出的积极努力相比，不少学者认为我国文化研究界目前取得的实际成果还有些差强人意。依笔者浅见，我们似乎还缺乏一些能够对支配性意识形态、支配性生活方式和话语形态进行系统分析，从而对社会主导性结构产生重大冲击的研究成果。 一、我国“文化研究”面临的困境 盛宁先生在2011年发表的《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一文中，直接讨论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困境问题。在他看来，我国文化研究成果之所以不够突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所谓的‘理论’去没完没了地揣摩深究。结果，我们始终未能找准自己的研究对象，始终未能提出应该解决的问题，致使研究陷入低水平重复的怪圈”①。他不但对我国文化研究界过多关注文化研究思潮介绍、轻视个案分析的倾向提出了批评，还对英国和美国出现的文化研究热潮各自针对的不同社会问题和呈现的不同政治特征进行了辨析。在进行完这一系列的“症候”诊断之后，盛宁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我们应改弦更张，认清文化研究的实用性宗旨，把对文化研究的伪理论兴趣转向对于现实文化现象的个案分析，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早日走出目前的困境。”② 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大陆学界接受文化研究思潮的特殊语境，同时能够尊重大陆学界10多年来在本土文化研究实践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就会发现他对于我国文化研究成效不彰的“病理诊断”和“改进意见”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比如，他把我国文化研究成果不彰的原因直接归结为我们“过多”研讨了理论而未能认真分析现实个案，似乎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化研究界多年来的实际努力状态，也无助于理解中国文化研究目前身处的结构性政治困境。实际的情况是，仅就我10多年来所接触的多位学者当中，其中显然不乏试图进行个案研究并努力为之实践的人。那么，也许问题并不出在我们没有认真搞个案研究，而是要深入思考：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哪些个案，选择什么样的立场和方法，才能充分调动文化研究学术所特有的那种介入(干预)社会文化政治现实的活力？ 具体到文化研究思潮被引入我国时的特定背景和文化研究在英国的独特学术构成过程，我们更值得展开如下的追问：我们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立场和理论是不是已经有充分历史化的理解，对那些创建文化研究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追求和知识实践方式有没有深刻的体认？在此基础上，我们大概还得进一步思考：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到底什么样的文化研究成果才真正具有研究意义和政治影响力，促成这种高质量的文化研究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政治运动(实践)是不是已经具备？换句话说，倡导和进行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研究的政治认识是否已经真正自觉，他们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是否已经明确，或者至少经历了充分的商讨和辩论？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在理论探讨上恐怕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这自然会制约文化研究实践的开展。 问题的关键也许并不完全在于我们“过多地”进行理论译介，而在于我们如何进行理论译介，我们的理论译介有没有真正推进到富有本土化问题意识的介入性阐释？这一问题恐怕不只存在于文化研究的理论译介领域，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译介都几乎未能从根本上克服“简单平行译介”的问题。所谓“简单平行译介”，就是译介者或出版者更多地关注对某种西方“新潮”理论进行迅速的译介，而无暇对这种思潮所产生的背景、所适用的社会现实结构、与其他西方思潮以及中国现存的各种思想之间的深层互补关系进行深度分析。这种缺乏“深度互诘”的“平行译介”最终导致大量译介如潮水般竞相奔涌却无人清理思想“水道”，最终只留下淤泥壅塞、一片狼藉的思想乱象。这一切不仅导致了对“西学”的碎片化理解和过度断章取义式的“误读”，也对探讨“西学”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制造了重重障碍，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论探索很难对中国自身的研究起到应有的参照作用。 二、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政治认同与身份定位 众所周知，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对于学术政治使命的高度自觉，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敢于从自身的斗争实践和阶级经验出发，以批判性的态度重新考察那些来自东西方强权世界的支配性意识形态，考察他们自身所处的英格兰“伟大传统”。这些努力促成了他们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底层民主经验和生活方式的重视，为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文化提供了理论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政治使命感和理论抱负激发了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理论热情，激励他们以批判性姿态去主动借鉴欧陆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以及各种新兴的理论资源(结构主义符号学、性别理论及解构主义理论)，从而为文化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更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政治激情和理论能量。他们不再轻视那些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新的文化传播方式，从不把工人群众或其他弱势群体(青少年、女性、少数族群)视作被动无望的接受对象，而是将这些群体自身的社群文化历史和文化抵抗实践大胆地纳入他们所开创的文化研究中。值得强调的是，英国文化研究虽然是从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等不同社会结构维度来分析社会权力关系及其符号再现体系的，但这些文化政治分析最终都汇聚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各类统治性结构的批判上，都在试图寻找改变这些统治结构的新政治道路。这说明，英国文化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多变和多元态势，并未削弱反而坚持了它一以贯之的左翼政治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