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2)06－0036－05 一、城市化时代的文化体制问题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文化总体框架和布局，做出了全新的战略性预判和前瞻，也提出了详尽的工作部署，其中，主题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在文化体制改革这一主题下，包含着大量而丰富的新的社会问题指向和内在的意象性话题，可以引发出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化问题。对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可以从多个维度和专业范畴去解析，也可以从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话语体系中，拓展出更多更广的解读空间。这其中，就有一个如何以城市化进程为线索，追寻由此生发出的文化体制的适应性问题的论述线路。 当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特指自英国工业革命始的现代城市化运动。这样的城市化运动，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面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培育了现代形态的世界市场，也给人类的文化带来了全新的活力和前行动力。今天的中国，也走进了当代模式的城市化进程，而且规模空前，速度空前，内容变化空前。在短短几十年间，城市人群构成的方式、规模、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化的最大特征，就是人口、社会、经济、文化的集聚，既是规模的集聚，更是效应的集聚。集聚为文化发展带来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它促使整个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的文化需求呈现出集合式、膨胀式的增长态势，人们相互间的文化交流、碰撞、冲突和学习的强度、密度都急剧地增强了。在这样的态势下，文化能量的生成、发展和释放方式，都需要并且必然有全新的模式和路径，对文化体制机制同样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发生端点，大约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正是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城市化运动的活跃期，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城市化进程，以拉美国家为先导，亚洲国家为主体，世界上有一大批国家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世界城市化运动的主角。此时，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经完成，而随之发生的后现代文化现象，深刻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影响了他们的城市文化生活状态的形成。由于文化需求的增长，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文化享受必然地出现了“去贵族化”倾向，文化快餐式消费也由此生长出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化新平台的出现，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多媒介、人人参与的趋势渐成主流，大众文化分众化、精英文化平民化趋向愈益明显，新的文化表现形式、新的文化品种、新的传播方式愈来愈丰富，同时文化浅薄化、符号化、娱乐化问题也愈益凸显。城市学家M.Msffesoli认为：“……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趋势就是受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之间的后现代文化，其肤浅、短暂和折中的倾向左右了生活方式的变化。在这种新文化的背景下，人们拥有更强的能力去探究更为广泛的情感和经历。通过大型购物中心、博物馆、艺术馆、电影院和主题公园等环境，最重要的是通过精美的‘生活方式’杂志、电视和网络等媒体，人们建立对美学的敏感性，使得大批人聚集于并不持久的不同的情感社区之内。”[1](P450) 在城市化这样的剧烈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体制机制该怎样去适应文化的发展要求，去破解包含在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中的时代性课题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曾经行之有效的文化体制，并通过改革使之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一套较为有效的文化体制被建构起来，它促进了一个全新国家的文化发展，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行动指南，也曾保护了大量在旧中国濒临灭绝的文化品种，使大量“原野化生存”的文化艺术得以存活，在这样的文化体制中，新中国基本建构起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大格局。但是，无论怎样合理的文化体制，也不意味着它属于无需变动的固定模式。文化体制决定于文化生产力状况，一切文化体制机制都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不断地调整改变，以致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任何一种文化体制机制，都存在着如何不断激发文化活力，并能够持续性地发挥长久效应的难题。它既是对社会文化生产规律的总结，是对现行的有效的文化生产路径的肯定和规范；同时也是新文化生产力和创新性文化劳动的激励要素，是提升社会文化创新力和文化繁荣的制度保障。在今天的高新科技的全新条件下，在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平台的文化生产和流动状态中，我们要找寻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新规律，创新文化体制，以适应形势的变化，从而有效激活新的文化活力和文化发展动力。 二、城市化的文化激励效应 城市化之于文化激励的第一效应，是规模化效应。城市规模变化是促进文化发生巨变的首要因素。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呈现为高速推进的状态，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大致为17.92％，1989年为26.21％，2000年为36.22％，2009年为46.59％，而2012年一跃跨过了50％的城乡转换时代的分界线，达到了51.27％，从此中国迈进了城市化时代。这就为文化发展设置了一个宏大的社会化的客观背景。 快速城市化进程将大量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问题给密集化和强化了，原本可能单一的问题线性发生路径，在中国开始呈现为叠加、重合、共生的状态。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特征，是建构当代中国文化的理论解析体系的重要前提，是在城市化背景下考察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应该把握的核心问题。 之所以会发生文化发展的这种变化，是因为城市化带来人口格局的剧烈变化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2011年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1.27％，按照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人口)的数据，全国户籍登记人口中，大陆地区已有人口1339724852人，而城市人口已达约697272000人。仅以中国的城市人口计算，在与很多国家的整体人口规模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惊人的现象，即中国的城市人口，大约相当于2个多美国人口，6个多日本人口，8个德国人口，10个法国人口。①这里显示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口迁移现象和城市人口数量的惊人增长，它说明中国的社会变迁的规模巨大。大规模社会变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我们仅以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城市作为叙述依据，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2011年，上海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230元，北京为32903元，广州为34300元。北京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1.4％，百户拥有汽车38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736元，恩格尔系数为32.4％，百户拥有家用汽车19辆。②社会整体收入状况的改变与提升，特别是中高收入人群的扩大，为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尤其是文化消费状况的改变，提供极为坚实的物质支撑和客观保障。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比重逐年下降，而同时，在教育、旅游、通信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领域的消费比重则持续升温，特别是文化消费，比如电影、演出、音像制品等方面消费的迅猛增长，反映了城市生活的丰富、城市文化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闲、审美、精神需求状态的明显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