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Q9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12)06－0026－06 一、文化与文化转向 文化的本质在于对人的规定及其教化。文化，在中国传统意义上是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相对的，是指“以文教化”即“以人文化成天下”之意。因此，文化，一方面是基于人的生存而对人作出的规定，另一方面又是“人化”，就是人通过对自在自然改造所形成的成果。这种从人之为人之意义上即人的类本质上对“文化”的界定，就在人与物、人的世界与自然世界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实现了人的存在。因而，文化的存在领域非常广泛，如认识的(语言、科学、哲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设施的(建筑及其技术等)。人作为现实的生成物，其生存范式总是表现在自然的、社会的各种现实关系的交互之中。所以，文化就是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它渗透在人之生存的一切领域，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体及其一切活动。 文化作为对个体的人和社会形成的根本性影响因素，它除了以人的一种自发的、甚至未曾意识的生存模式存在外，更多的是以人的自觉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向往所建构的生存方式表现出来。生存经验的历史凝集以及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所显现的自然生存条件等，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而规定和塑造出生存于这一区域内的人，并由此成为他们自发性、主导型的生存模式。在这种生存模式中总是力图维持其惯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是当它遭遇到一种更加强势或者说一种更适合人的生存需要的生存方式之时，它只能被不断边缘化，乃至最终消失。生存模式一旦形成，它必然稳定地、强势地甚至排异性地发生作用，并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人的生存常态。我们经常说的文化具有地域性、风俗性、习惯性就是从生存方式的常态角度来说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具有保守、固化的一面。 但是，文化作为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在一个时期内的存在方式，同样也存在超越、革新的趋势。当这种趋势作用很强大时，就出现了文化转向。当这种主导型的生存方式被另一种生存方式代替，对于一个特定民族来说，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转型。文化转型并非仅仅由一种外来文化的强势所致，因为作为文化主体即这一特定民族或群体的内在需求始终是文化转向的根源性因素。任何外来文化只能在与现存生存方式的有机结合中，借助于原有的或现存的生存方式来建构和催生出新的生存方式。这时，文化转向就成为了必然趋势，这一民族的社会心理，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就必然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超越和更换。当这一转向无论在时空(较大的历史跨度，覆盖整个群体的每一个人)、内容(价值理念、文化习惯、思维方式)还是在程度上(根本性的、根源性的、脱胎换骨式的)都得到了充分而广泛的展示时，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完成了转型，意味着一种区别于原有文化特质的新的文化(尽管这一文化带有原有文化的痕迹)成为了主流的、主导性的文化。 文化转向必然涉及自在文化与自觉文化的关系问题。所谓自在文化是指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天然情感等自在的因素，构成的人的自在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而所谓自觉文化则是指集中体现在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领域中以自觉的知识或自觉的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人的自觉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1]作为人的类本质对象化或人的本质活动的对象化，无论是自在文化还是自觉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人在现实的生存活动中不断对象化的结果，都是人化的结果。区别自在文化和自觉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地依据文化的表现方式和作用机制。自在文化主要来源于人在长期的生存实际中积淀起来的经验常识、道德戒律、风俗习惯、宗教礼仪，它是一种常态化、模式化的文化精神或者人类知识，它以群体的认同方式显现其力量所在。因而，文化所具有的自在性表明了文化对于生存于其中的个体的生存方式具有强制性和给定性，它对于规范个体、协调社会、延续传统具有重要作用。人的生存首先是一种自在性生存，人总是在现有的常态性、常识性的自在性文化氛围中确立自己的生存图式。然而，自在文化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即人的创造性的、开放的生存方式是不相一致的。人在本质上就是不断超越已有的生存范式并不断追求完善的存在物。因此，自觉文化即人对所遇问题的新的阐释或者生存范式的超越就成为了必然趋势。此时，自觉文化一方面不断打破自在文化对人的束缚和封闭，引领人不断寻求到更适合人的生存范式，不断超越已有文化模式，推进文化的转向和进步；另一方面，自觉文化作为一定时期内人在实践中的自由创造和自由向往，注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中，它必然以对人的异化的经验凝结而呈现其过程性。因而，自觉文化所蕴含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是相对于原有文化即人的已有生存方式而言的，自觉文化的超越和创新也必然表现为一个永恒发展的过程。所以，文化转向并不完全是自觉文化与自在文化的矛盾的必然结果，更是自觉文化所蕴含的反思品格及其未来愿景与建构不断引领自在文化发展，从而使整个文化不断融入新思维和新内容。 二、文化生态转向的根源 文化的生态转向，是说个体的人和社会在生存方式上融入生态思维、生态理念，在生存问题上确立一种生态的价值追求。显性层面上，它表现为人们的绿色环保行为、节俭行为及其主张、循环利用和绿色经济等；隐性层面上，它在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中融入和谐共生的理念，把尊重生命、共存共生、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融入人的终极关怀。这些构成了今天文化转向的内涵和标志。文化转向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追问这一文化转向的根源。只有对根源进行反思、对这一转向的合理性进行追问，我们才能确立这种文化转向究竟能在多长时间和多大程度上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方式之中，能否如同血脉传承一样，成为人类总体文明的有机成分，成为现实人生存的真实的而非虚拟的、表面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