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07-0001-07 尽管科学文化哲学有其深刻的国际学术背景,然而,在中国业已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一味地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学术,而是主张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本土,不仅用自己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而且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研究和探索来解决中国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条以问题而不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学术道路。其问题不仅涵盖科学领域,还拓展到与科学领域密切相关的文化领域和教育领域。于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科学哲学、文化哲学和教育哲学三者的学科界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文化哲学是科学哲学、文化哲学和教育哲学三者的有机统一,因而同时肩负着科学哲学、文化哲学和教育哲学三大使命。 一、科学哲学的使命 科学文化哲学是一种新型的科学哲学,因而理应肩负起科学哲学的使命。这种使命就是,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为新时代树立一种新的科学观,从而真正引领科学的进步。事实上,科学文化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肩负这种使命而开辟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往往难以超越知识论的视野,即将科学仅仅理解为一种知识或知识体系,而不是理解为一种包括知识或知识体系在内的文化。传统的科学哲学就是一种最典型的知识论。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科学就是一种“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①。因此,他们往往只关注科学的辩护和确证范畴,而大大忽视科学的发现和创新范畴;只关注科学的逻辑性和实证性,而大大忽视科学的思想性和创造性;只关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外在区别,而大大忽视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于是,当他们以经验证实标准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并“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同时,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否定了科学中的人性和科学的文化本性。 尽管波普尔将研究的视阈从科学的辩护和确证范畴扩展到发现和创新范畴,并对科学做了“进化论的研究”,提出了“猜想与反驳”和“知识通过批判和创造而增长”②的科学动力学模式,从而使人们隐约地看到科学中的人性和其文化本性,但是,他的科学哲学在本质上无疑还是知识论。在波普尔那里,认识论同知识论是一回事:认识论即是“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③。而且,从他的证伪主义的划界标准和“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④的观点看,总的说来,波普尔强调的依然是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知识论的区别,而不是二者之间的文化论的联系。 尽管包括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和夏佩尔等在内的历史主义者进一步超越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视野,既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理解科学,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使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科学中的人性和其文化本性,但是,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最终并未摆脱知识论的研究范式。总的说来,它还是试图用知识论的逻辑(方法和理性)去解决已经属于文化论的关于科学进步的模式及其合理性等问题。于是,费耶阿本德敏锐地察觉到知识论科学哲学的困境,不仅“反对方法”,而且“告别理性”,宣告科学哲学只是一门“具有伟大过去的学科”。 与知识论的科学观相呼应,人们对科学的价值的理解也往往难以超越工具论的视野,既将科学的价值仅仅归结为知识的价值,又将知识的价值仅仅归结为工具的价值。这种工具论的科学价值观在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和名著《新工具》中已经表达得淋漓尽致。培根强调,“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并非是“为科学而追求科学”,而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⑤。这种价值观在当今社会影响甚大并占统治地位,“因此遮蔽了关于科学社会功能的其他观点”⑥。 毫无疑问,知识论和工具论是理解科学及其价值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它们为科学塑造了一种纯粹理性的形象。如果说,知识论为科学塑造的是知识理性的形象,那么,工具论则为科学进一步塑造了工具理性的形象。于是,理性成了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相区别的最根本的标志,甚至成了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当然,对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推崇和强调,无论对于科学的进步,还是对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科学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确需要有一个“理性的时代”,需要对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加以特别地推崇和强调。至少从西方的历史看是如此。 然而,知识论和工具论毕竟只是理解科学及其价值的两个独特角度,因而并不能代替对科学及其价值的全方位和多视角的透视和理解。应当看到,知识论和工具论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偏颇。其中,最大的缺陷和偏颇在于:一是狭隘性。他们往往只关注人创造的知识及其价值,而不关注创造知识及其价值的人;只关注科学的最终成果及其价值,而不关注孕育这种成果及其价值的整个文化。二是肤浅性。他们往往只关注科学的逻辑的、实证的和工具的层面,而不关注科学的创造的、思想的和精神的层面;只关注科学的形而下之“体”,而不关注科学的形而上之“魂”。于是,当他们用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来强调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截然区别的同时,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否定了科学的文化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