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2)05-0012-07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谈到大城市的兴起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专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低成本、容量大的运载工具的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集中在一个显著的都市化的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1]2 近代中国的上海与北京正是这两种城市的典型。如姚公鹤所言：“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2]50城市绝非仅仅是个人或社会设施的聚合体；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3]1在整个现代化时期，城市发展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而且是根据文化意义而构成的领土，城市也以此方式被理解，被展现出来。[4]17420世纪的中国城市注定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进行艰难、痛苦的转型。以往有关上海与北京的城市文化史研究尽管对这一南北遥相呼应的双城分别被看做“文明”与“文化”的都市想象有所涉及，但均未从将对方作为“他者”的互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近年来，已有学者运用此类建构主义式的方法做思想与文化层面的研究。李欧梵从张爱玲的文本及1930年代的上海电影出发，将上海与香港置于互为“他者”的解读下，考察其文化建构。[5]刘禾引用“理论旅行”理论，注重思想史层面的近代中国引入西方的关键词所涉及的中西互释互译等问题。[6]然而，尚无人从建构主义角度考察近代中国的北京与上海是如何在以对方为“他者”的参照中建构出自身的都市想象。都市景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可供繁复解读的文本，而对都市景观的充分理解必须建立在景观本身并不生产意义，只有通过人类的阐释与想象，某一时期的景观才与主体产生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7]城市并不能言说自己，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表述及想象，赋予城市以意义。而城市一旦被赋予意义后，也就不断地循环与再生产这种意义。基于此，本文拟结合观念史层面对“文明”与“文化”在近代中国被赋予的意涵，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考察近代中国的上海与北京是如何被赋予了“文明”与“文化”的城市想象。 一、民族国家叙事中的“文明”与“文化” “文明”与“文化”是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两个概念。然而，这两个概念几乎自诞生以来，就处于一种混用状态，其内涵与定义众说纷纭。英语中“文化”的定义有260多种，据说它是英语词汇中意义最丰富的二、三个词之一。现代意义上、扩展了的“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则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后，culture的意义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汉语中“文化”一词最早可分解为“文”与“化”。在金文和甲骨文中，“文”字象征一个人前胸被纹以图案或挂了一串贝壳；[8]2857－2858“化”字象征人一正一倒之形，表示变动、变化和转化。其本义为生成化育，可引申为教化之意。“文化”一词的连用最早见于刘向《说苑》：“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文德”与“武力”相对，使“文化”具有明显的“以文化之”之意。“文明”一词在汉语中出于《易经》。《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在注易时的解释为“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文明也。”从这里看，文明应指一种人类社会的气象，“文章”教化之后的一种整体风貌。可见在汉语中，文化与文明最早并不是一回事。一个是指一种有意的意识推行改造过程；一是指特定意识、价值观念下所显现的气象。从孔颖达的注释来看，“文明”还应该含有物质层面的内容。[9] 19世纪末期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传统“天朝”观与“华夷秩序”受到冲击。在“文明”、“文化”概念流行之前，帝国晚期多半使用“声明文物”、“政教修明”、“文艺”、“文教”、“教化”、“开化”等词表达与欧洲近代文明相近之含义。[10]洋务运动的失败，使维新之士开始在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展开愈来愈强烈的批判反思同时，将西方现代文明视为一个整体，对其持赞赏态度。戊戌时期，现代“文明”的概念及其传播实践，已开始较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变革运动，逐渐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部分价值观念，并已初步显示出必将进一步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前景和力量。[11]尽管现代“文明”的引入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在物质层面的渗透，但当近代知识分子意识到冯桂芬所谓的“四不如夷”后，他们有别于19世纪至20世纪的西方思想家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皆然二分，在肯定物质层面的“文明”时，更体现出一种精神层面的价值观意涵。梁启超认为： 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12]61－62 康有为更注重“文明”一词的教化功能：“国之文明，全视教化。无教之国，即为野蛮无教之人，近于禽兽”。[13]9鲁迅认为，物质生活“不足尽人生之本”，由“客观的物质世界”转向“主观之内面精神”，才是“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14]2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