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8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2)03-0022-06 一、生物学与社会学的绵延 家族系统包括内部和外部构造，内部构造主要体现为家族血缘及其拟血缘关系，而静态的外部构造是家族结构，动态的外部结构是家族功能。这种家族功能主要体现为一种秩序系统，并由此维持着整个家族的生存和发展，保障着家族生活的稳定和有序；也就是说，它的主要作用乃是维护家族“组织的凝聚力”，使其“获得生命力，持续下去”。[1]103 这里，家族无论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角度，都有着一种繁殖后代或者“种族绵延”的绵延功能。从生物学而言，由于任何有机体都存在着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它必须通过生育后代才能使“种族”延续下去，并且形成“代际”的传承关系以及生存保障结构。英国学者亚·莫·卡尔—桑德斯称道：“一切有机体都繁殖其族类。繁殖显然是一种需要，因为一切生物易于因伤害而死亡，如果没有繁殖，则每种生物就会很快地灭绝。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切高级生命形式中，寿命的大致明确界线业已逐渐形成。换句话说，一定时期之后自然死亡就发生了。”[2]如此，繁殖也就成为有机体的生物本能。家族也是一个生命群体，它也表现具有一种生物学意义的绵延功能。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家族的传宗接代的绵延功能，不仅仅是生物学范畴的，它还受到生产方式、传统文化和社会体制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有着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的内在调控体系。以村落家族而言，“不同的村落家族遇到的社会环境恐怕也有所不同，绵延功能受到的刺激也不同。有一点是典型的村落家族共同遇到的境况。典型的村落家族大体上是一个封闭的组织，这种封闭性从形式上看主要表现在地理分隔，但本质上是由村落家族本身的特性决定的。村落家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这种封闭性在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不可能成为家族的成员，扩展一点说，没有亲缘关系的人不可能加入家族共同体。因此这种组织存在下去的途径就只能依靠家族的绵延功能。虽然这种功能由家族内的家庭来执行，但它首先是族的功能，因为个别家庭由于多种缘故不能绵延后代的情况还是存在的，但这并不妨碍族的功能的存在。家族的绵延只能依靠家族，与其他社会组织有所不同”，“由于村落家族的基本格局尚未打破，所以它的绵延功能是基本的和重要的。”[1]126伶人家族存在着既封闭又“开放”的社会形态，由于被传统家族所驱逐以及社会隔离制度，伶人家族的社会心理以及生活方式呈现出一种“封闭社会”的格局，但是，由于泛家族化现象及其伶业的“社交性”，它又有着某种程度的“开放”倾向。从伶人家族的绵延功能分析，虽然与村落家族比较，它有着一种相对“开放”的状态，然而，同样由于它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在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不可能成为家族的成员”，至少是不可能成为正式“家族的成员”，只能是一种泛“家族的成员”或者准“家族的成员”。因此，绵延功能虽然“由家族内的家庭来执行，但它首先是族的功能”，“家族的绵延只能依靠家族”。 二、“内群婚姻”的“类聚配偶律” 由于伶人家族职业的特殊性，它的绵延功能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伶人家族的“内群婚姻”，在生物学上很有可能将伶人才能得到一种较为集中的“种族绵延”，它本来是属于社会学的性质，即一种国家政治设计的策略结果，却在生物学上产生了职业天才的绵延功能。潘光旦称道： 伶才是一种受隔离的人才，并且这种隔离的现象有两方面：一是社会的与心理的，二是生物的与血缘的。社会的与心理的隔离本来是极不幸的，但是在社会的歧视甚至于作践之下，而伶界的人物依然不断地产生，足见才气之所钟，自有寻常社会环境所不能摧残抹杀者在。然则假定有好一些的社会环境的话，人才的产生岂不是更要来得自由，来得充量？第二种隔离却是利多害少的。因为隔离的缘故，伶界的人物，便不能不在自己团体以内找寻配偶，终于造成一种所谓“阶级的内群婚配”(class endogamy)的现象与习惯。内群婚配的结果，当然是把许多所以构成伶才的品性逐渐集中起来，使不至于向团体外部扩散。有时候因缘凑合，并且可以产生一两个极有创造能力的戏剧“天才”来。一百二十年来伶才所以见得特别多，一部分便未始不由于此种婚配的习惯。[3]87 如此“阶级的内群婚配”使“把许多所以构成伶才的品性逐渐集中起来，使不至于向团体外部扩散”，似乎与“门当户对”的理论也有契合的地方。费孝通认为，“门当户对的标准也就是在保证相配的人文化程度相近，使他们容易调适。在一个文化比较静止的社会中，父母自己认为妥当的配偶常常是对子女未必不适当的配偶，因为他们的判断，根据着可靠的经验，比较正确。而且，第三者的考虑也比较周到和客观，他们可以顾到夫妇生活的各方面。”[4]“门当户对”有违于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本质，但是，确实“容易调适”两人的日常生活。对于伶人家族的“内群婚配”，也颇有一点“门当户对”的意味，尽管伶界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家族地位，但是，却都是属于伶人阶级。因此，他们的“相配”，也是相对“容易调适”，而且，“有时候因缘凑合，并且可以产生一两个极有创造能力的戏剧‘天才’来”。 英国学者蔼理士在《一个英国人才的研究》一书中写道： 我们对于人才一般在这方面所得的结论，一到男女伶人，就得整个儿的翻转过来。对于一般的人才父母社会地位的优越和生活的文雅闲适，就大体而论，似乎是一大利益，可以左右大局，但是在男女伶人中间，出生的微贱也未始不是一种切实的好处。我们所挑出的名伶中间，至少有三四个是私生子，其他可疑而未便确定的还有好几个。我们知道来历的三十个伶人中间，至少有四个是所谓“粗工”或“散工”的或普通士兵的子女(此数已不能算少，因为伶人阶级本身就不大)，十一个是伶人的子女，其余的父母也大都从事于一些很夹杂而性质很粗的职业。只有六个是属于所谓自由职业的阶级(伶业当然除外)；真正属于上级社会的，可以说只有一个。蒲士(Booth，名伶之一)的家世里虽有些贵族的渊源，他的父亲却是一个穷酸潦倒的地保(原文为squire，姑译作地保)。为什么伶才偏在卑微的社会阶级里出来呢？这解释是不难的。我们但须看伶人所处的是什么一种境遇。大凡私生子的环境，或比较不修边幅的一种环境所养成的神经系统，往往是不很稳健而极易于接受外界的刺激的；一个人有了这种神经系统，再加上穷困、生活的不规则、早年时代职业的卑微与变迁不定、正式教育的缺乏、普通社会道德拘束力的薄弱等等，而同时日常所与接触的人物与景象，又是全社会中原属最富有剧情的一部分——结果，他要有什么天赋的能力，这能力的表见，似乎除了演剧的职业以外，再也没有第二条适宜的路。[3]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