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10-0140-06 一、后期现代的意义方式 当代社会的符号泛滥,已造成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本文讨论的不是可有可无的理论游戏,而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文化问题。为避免被当做危言耸听的空谈,有必要从符号活动的原理说起。当我们用这些原理来观察当代社会文化生活时,就不得不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重大矛盾。如果找不到缓解这些矛盾的办法,我们面临的将是符号危机越演越烈,到一定时刻,将威胁到人类文化本身的延续。 前期现代,人们对理性和知识、对人类主体具有信心,认为理性与自我认识将使人类不断趋向完美。前期现代盛行的是各种“解放哲学”——旨在把人类从各种不自由的索缚中解放出来。后期现代则是符号泛滥时代,人们虽然并不完全明白自己生活在符号的洪流之中,但却感觉到压迫的源头来自他们自己的意愿。哪怕他们弄明白自己做了符号的奴隶,牢房却镶着天鹅绒,屈从同时也是享受,人很难从自己“自由”使用的符号中解放自己。 前期现代的社会控制方式,倾向于福柯所说的强制性“全景控制”,而道德规范与意识形态是补充性的“软方式”;后期现代社会,趋向于在元语言上控制解释方式,文化机制调节的是符号意义,人只是在符号消费的意义网络中“自愿”地站位。 二、当代符号危机的四个特征 符号表意的第一条规律,就是“解释意义不在场是符号过程的前提”。需要符号,就证明符号的某种意义在解释群体那里不在场;如果某种符号泛滥,就证明社会对某种意义有迫切的需要。那么当代文化的符号泛滥,说明什么意义不在场呢? 现在是消费主义时代,供给能力远远大于需求。但是现在竞争的输赢,企业的生死,起最后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质量,而是在商品或服务上添加的符号价值。 符号添加值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艺术添加值,主要是设计、包装、出售方式的美观,让人感到赏心悦目;另一部分是虚荣添加值,即品牌、潮流、时尚、“格调”,给人社会地位意义感觉。商品的艺术化,并不是艺术。艺术添加值,也是符号实用意义的一部分:符号的实用意义是可以度量的,甚至可以折算成价格,而艺术意义却不可度量。 添加值并不进入使用,只是使商品增加了原来没有的价值,从而可以“增加消费”。只要社会有超出温饱需要的冗余购买力,就会给“品牌商”创造添加值的机会。虽然说消费者是上帝,市场却最忌讳让消费者做主人。要控制消费的走向,不仅要煽动物质消费的欲望,而且要勾起对本品牌特殊的添加值的向往,这就是广告帝国兴起的原因。广告很少说产品的质量。广告真正花大力气做的是虚荣添加值的连接,用之不疲的公式是:产品用某某明星作为“形象代言人”;开此车就能如明星般吸引美女;用某某名人“在电视上用过”的产品,就与此名人处于同一格调,享受同一品味。 因此,广告泛滥,广告竞争,此时符号指向的缺场的意义,是消费欲望,广告的存在和繁荣,是消费意愿不够的有力证明。在当今,“大众购物意向”成为经济健康的主要指标,“消费潜力”成为市场的救星。广告展现的不是欲望,而是被诱惑之美,是购买后的幸福。广告背后不在场的意义,是社会不嫌多的欲望,当代符号危机的第一个特征,是对欲望的欲望。 这个结论或许是很多人始料所不及的,一般总认为当前这个商业社会,是“人欲横流”的时代,这个社会最不缺的似乎就是欲望:人人都在追逐利益最大化,追逐享受和奢华。应当说,如此估计“人心不古”,绝对正确。但对于急于出售商品与服务的资本而言,顾客的欲望却是始终不够多不够强。购买欲,才是财富中的财富,是环球市场最终的救星。 从2008年的这次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到,能够把世界经济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不是生产,而是消费,更是符号消费。我们作为生产者,只能给国家、给全人类增添麻烦:我勤勤恳恳做一个提包给自己挎,提包厂就不得不少生产一个提包,提包工人就多一份失业的危险,经济危机就更深一层。但是我如果多买一个提包,我就是在为恢复经济作一点贡献。归根到底,铺天盖地的广告,规劝我们赶快去做的,不就是买了一个提包、再买一个提包吗?如果我决定再买一个提包,我周围不断闪亮的符号在一再提醒我,人们正在等着看我挎这个提包,因此我买的提包必须有炫耀的价值,不在于美观好看,而在于昂贵的牌子;实用或美观,使用性或艺术添加值,救不了这世界,“品牌价值”才能:一个顶级名牌提包,比一个美观耐用的提包,贵一百倍。“品牌”不是原料,不是做工,甚至不是标牌,不是投入的劳动量,而是一个没有形体,但是价值“溢出”的纯粹的符号。 要决定品牌符号的价值,测试很容易做:拿两个提包,把牌子换过:于是一个成了真货假牌子,另一个成了假货真牌子,两个提包同样价钱,而且作假手脚全部告诉顾客,让他们挑选。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假货提包真牌子”:消费者都知道牌子比货值钱,货可以是假的,符号的载体必须是真的。 实际上这个实验,正是西方跨国公司多少年来的策略:它们关掉在西方的工厂,以避免给职工高工资高福利,转到第三世界“血汗工厂”生产名牌,卖给全世界。也就是说,我们高价买来的名牌商品,哪怕是从西欧商场买来的,也都是上面说的“假货真牌子”。只要是从这个公司集装箱里拿出来的,就可以理直气壮卖高价。 西方左翼理论家攻击跨国资本主义的正是这点:奈奥米·克兰轰动性的名著《反商标主义》,干脆把这些名牌公司称作“品牌恶霸”(Brand Bullies),书名就扬言要瞄准他们开火。①这倒不是在为东西方顾客争取正义,而是为受到失业威胁的西方工人说话:他们争取福利的难度现在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