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中的制度行为及非制度化行为分析 孟宪平（南京师范大学）/《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21~29 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也可能易人而同、易时而同、易地而同，由此引起的不同行为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杂图景，并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演绎出不同的非制度化形态。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本身也是一种既定的制度安排，它作为一种“惯制”，具有隐性的社会分配功能和社会分层功能，影响着社会利益格局和人际状态，而当它以负面的效应作用于社会主体时，就会表现为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制度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它在人的行为中既有助力又有阻力。一方面，先进文化为制度化行为提供了一种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落后文化因子的深重困扰。落后文化和不良文化具有一种不可测的取向，让人们清楚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它的影响。不良文化心理、不良文化传统、不良文化习俗对制度的正常运行都会造成障碍。随着社会文明与制度文明的融合，非制度化行为的活动场所将逐渐缩小；随着现代文化与现代制度的衔接，非制度化行为的作用机会将逐渐减小；随着思想的现实性与现实的思想性的协调，非制度化生存将得到治理。 跨文化传播学中文化适应研究的路径与问题 李加莉、单波（武汉大学）/《南京社会科学》，2012.9.80~87 文化适应( acculturation) 是文化变迁的主要形式之一，它指“由个体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以“实用”为导向的学科，其奠基者爱德华·霍尔是文化人类学博士，他的贡献在于把文化的概念从人类学宏观分析的角度转移到对文化表征的微观分析和比较上来，并将文化的概念延伸到传播领域，这个延伸使得跨文化传播学与人类学分家并转向了量化为主的研究方法，因为在霍尔那里文化是由文化元素、集合与模式构成的层级系统，可以成为被分析的变量并通过培训、学习掌握来促进跨文化交流。 古迪昆斯特和金洋咏沿袭了霍尔的“文化学习”的理路，他们试图通过有效的传播来学习新文化以应对文化适应压力所带来的文化休克问题。古迪昆斯特和金洋咏复活和拓展了社会学家西美尔的“陌生人”概念，在他们那里，陌生人的概念变得宽泛，它是指进入一个相对未知和不熟悉环境的人，他来自不同的群体，为系统内的人所不了解。那么，所有的跨文化交流者都是“陌生人”，都会遭遇文化适应的问题。但实际研究中上他们所侧重考查的是跨国移居者( 移民和旅居者等等) ，这也成为了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对象。他们把跨文化传播看作是与陌生人交际的过程，在新的环境中旅居者和移民与他者进行交流学会去适应，其融合程度依赖于与东道国文化社会的互动，个人文化适应的状况取决于与东道国社会成员交流的数量和特性。在古氏的理论体系中焦虑和不确定性这一心理因素被放在了决定文化适应状况的首要位置，并试图从传播关系的研究中去管理这一影响因素。在他看来:所有的跨文化交流者都是陌生人，都存在跨文化适应问题; 只要管理了不确定性/焦虑就达至了有效的传播，也就解决了文化适应问题。但其实文化适应问题远非只是解决焦虑和不确定性的问题，所以他的跨文化适应的理论构架值得商榷。在金洋咏的理论体系中，影响文化适应的因素在六个不同维度( 环境、个人特质、与东道国的交流、与本群族交流、与东道国的交际能力、跨文化转变) 展开，每个维度的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或阻碍跨文化适应进程，在影响其他维度的同时又受其他层面的因素的影响。各个层面以及相关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跨文化适应理论的结构模型。金洋咏的理论比较全面，它以开放播系统的原则为基线，全面地分析了陌生人在新文化环境中经历的外在与内在的转变。紧张—适应—成长的动态平衡与发展之间的张力成为了跨文化适应的根本动力。金氏的跨文化适应模型涵盖了传播的不同层面，而且对于各个层面间的相互联系也提出了较为合理而令人信服的诠释。但是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化适应状况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他者化裹挟之下，已延伸到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权力分配之中，这不是传播行为本身能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