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地被称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除了马克思对“社会学家”的标签不感兴趣外，他们更极少被称为人类学家。然而，马克思与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通信，马克思描述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形态的《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进入过人类学文献。《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实际上是建立在马克思有关笔记的基础之上——是马克思计划写而未能去写的著作，事实上他的逝世使他壮志难酬；马克思对人类学的关注，成为他学术研究的中心，直到他生命的终结①。人类学历史上，怀特(Leslie White)写了一系列文章，与博厄斯为首的历史特殊主义论争，认为社会演化有其普遍规律。怀特还复活了摩尔根的进化论类型学。尽管怀特没有提到马克思的名字，但一般认为，怀特理论的调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强调劳动力和生产资源，怀特则以对能量的控制取而代之，认为后者是人类演化的决定力量②。人类学家阅读和讨论马克思、恩格斯似乎言之有据。国内学者对这一点也有所认识。陈庆德指出，马克思理论体系不仅对经济人类学有认识论上的启示意义，而且其经济分析也直接为经济人类学开辟了学科道路③。陈建宪也注意到，马克思放弃《资本论》的写作，转而阅读大量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从政治经济学转向了文化人类学研究④。罗力群也对文化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理论原则做了缜密梳理⑤ 通过回顾和检视近百年来的相关重要文献，笔者试图突显和强化以下看法：“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不认为自己是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他们转向人类学和历史，与其说是要关心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本身，不如说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他们往人类学那里绕一下弯，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些概念的灵活性、暂时性和相对性。”⑥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是人类学唯物主义传统的理论源泉，尤其是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知识与智力的来源，从而成就了在人类饮食研究领域别具一格的研究策略。 一、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到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策略 哈里斯研究工作的理论前提是，“人类生活是对其生存实际困境和难题的反应”；他也名副其实地宣称，“尽管不是我发明创造了‘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但确是我给这个概念赋予了意义”⑦。他认为，范式(paradigm)是一个容易引起分歧的概念，他主张以研究策略(research strategy)取而代之，而这种研究策略有其唯物主义依据。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⑧如果说文化唯物主义有一套相互关联的理论原则，哈里斯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话富有先见地阐明了这些原则的核心；这一伟大原则是人类知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展，其意义和价值与同时代华莱士和达尔文表述的自然选择原理不相上下。但从现代人类学的角度看，“生产方式”用语具有认识论上的模糊性，对“再生产方式”的疏忽，以及缺乏对主位与客位、行为与思想的区分，都极需要重新给予阐明⑨。对人口再生产方式中技术和手段的忽略，“未能赋予人口控制的技术发展在文化演化中以中心作用，极大地伤害了经典和新潮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理论的可信性”⑩。 对文化唯物主义研究策略的理论阐明始于客位、主位之分。在哈里斯看来，每一社会必须解决生产问题——在行为上满足最低限度的生计需要；因此必须有一种客位(etic)行为的生产方式。其次，每一社会必须在行为上解决再生产问题——避免人口出现破坏性的增长或减少，因此必须有一种客位行为的再生产方式。再次，每个社会必须处理好一个必要问题，即保证组成社会的各个团体之间、与其他社会之间安全、有序的行为关系……行为的上层建筑是这种普遍反复出现的客位方面的合适标志(11)。 主要的客位行为包括以下类别：(1)生产方式：用于扩大或限制基本生计生产的技能和实践活动，特别是食物和其他形式的能的生产，假使特定的技能与特定的居住地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限制和机会。具体包括生计技能，技术与环境的关系，生态系统，工作模式。(2)再生产方式：用于扩大、限制或保持人口数量的技能和实践活动。具体包括人口统计及其模式的医学控制，配偶方式，生育力、出生率、死亡率，育婴，避孕、堕胎、溺婴。(3)家庭经济：在宿营地、住宅和公寓或其他家庭住地内组织的基本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再生产。包括家庭结构、家庭分工、家庭社会化、家庭纪律与性角色等(12)。其中，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归入基础结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归入结构。(4)政治经济：在群体、村落、酋帮、国家之间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再生产。艺术、音乐、舞蹈、文学、仪式、户外活动、游戏、业余爱好等被列入行为的上层建筑。 这样便得到了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的三重方案。与这些客位行为大致相应的一套思想则分别是：(1)生计知识、民族动物学与植物学；(2)亲属关系、种族关系；(3)象征、神话、审美与哲学等(13)。文化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原则的理论表述可以概括为：客位行为的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盖然地决定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又盖然地决定行为和思想的主位(emic)上层建筑。可以简洁地称之为基础结构决定论原则(14)。把再生产方式标入基础结构，就能阐明一套有创见的、首尾一致的可检验的重要理论(15)。 文化唯物主义策略还基于扎实的实证研究。自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哈里斯就“对主张多实地调查、少闭门造车的研究方法极感兴趣”(16)。他曾在巴西、莫桑比克、印度、厄瓜多尔和纽约等地从事田野工作，以充分的经验资料和社会事实为依据，证实了他的发现。哈里斯从人口、技术、环境、生育控制等因素着手，检视了采集狩猎社会前后的社会变迁，其严密的论证和有力的事实证实了马克思的以下两个著名论断(17)：“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8)“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