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周宁的跨文化中国形象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从《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①，到《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②、“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再到《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③，他的研究重点始终是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国的影响，探讨中国当代文化的自主意识。学界对于这种方法论有所讨论，周宁也曾做出解释和答辩④。但这些讨论尚未清楚说明这种方法论的真正意义和不足，因此本文提出个人看法，以期引起更多讨论。 一、在西方中国形象史中发现现代性建构的过程和机制 周宁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学”研究发现，西方现代性建构部分依赖对东方他者的认识。这一研究在对两种原型(乌托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分类和判断中展开。以1750年西方现代性成形为界，1500-1750年中国形象大多是积极正面的，西方以此作为自我批判的乌托邦之镜；此后，中国的负面形象成了西方自我确证的意识形态。发掘整理这些具体现象需要时间，但并不难，难的是指出其原因与机制。在对西方的中国形象梳理中，周宁清晰地呈现了这两种原型同西方现代性建设的相关性：汉学为西方现代性大叙事提供文化他者的形象。比如，中国的自然法则或风俗文明的历史，动摇了基督教历史观念；对理想的中国的“世俗精神、商业利润、城市生活、君主权力的渴望”成为“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精神的表达方式”⑤。在这种还原分析中确立了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历史意义域与逻辑框架：西方对中国的理解模式反映的是自身的欲望或恐惧，中国形象只不过是西方不同时期的文化投影。由此，作者从西方现代性观念秩序的角度，阐明了中国形象的生产与交换过程中的动力结构和意义生成原则，从而部分阐明了西方现代性认同的内在话语。 在上述分析框架中，形象学从原来的形式主义话语系统转换到更具有综合意义的文化研究话语系统。周宁提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应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⑥。因此，西方的中国形象学的跨文化研究不但已经超出汉学研究：“汉学研究关注的是纯粹知识问题，而跨文化形象学关注的是知识和想象的关系以及渗透知识与想象的权力运作方式”⑦；而且也超越比较文学范畴：“比较文学形象学只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异国想象，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文本如何相互参照，相互渗透，共同编织成一般社会观念或一般社会想象的方式与意义。”⑧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文学遭遇危机，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深入到各自文化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动态结构的比较是站不住脚的。周宁为解决这一危机，在比较文学、文化的方法论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 二、后殖民批评方法论的陷阱 尽管在方法论上取得突破，周宁的分析却并非无懈可击。比如，他赞美西方的“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时称道其“西方世界观念中特有的开放与包容性、正义与超越、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的精神”⑨。这种唯心主义论断作为一般文化评论没有问题，但却是不能证伪的文化主义观点。周宁无意中落入一个陷阱，不是从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关系出发来解释原因，而是从观念和心理上进行说明，比如他说“西方文明在观念与心理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冲动，这是一种自我否定与对外肯定的心理倾向”⑩。因此他一直强调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的两种相互关联的核心力量，即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这其实是一种脱离具体政治和历史语境的抽象概括。当这种分析方式被运用到中国语境时，便有了如下判断：“中国的现代化性格，在文化观念上向往与仰慕西方，在政治经济上却受西方扩张力量的压迫与侵略，对外的向往仰慕往往伴随着对内的自卑与轻贱心理出现，文化心态与社会结构失衡，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政治经济上以封闭表现反抗，在文化上以自大表现仇外，在观念与现实之间，不但没有形成一种健康的内向与外向的张力关系，还造成文化精神的褊狭，或极端仰慕或极端仇视，或极端自卑或极端自大。”(11)不可否认，中国历史出现过自大仇外、自卑褊狭的现象，但需要指出它们形成时的具体前因后果。如果说“西方的中国形象以某种文化霸权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现代性身份的自我认同”，那么这里周宁是否也陷入了自己曾批判过的那种文化主义话语？若中国真存在过“在政治经济上以封闭表现反抗”，它仅是由于“对内的自卑与轻贱心理”导致的吗？或者说，这种“文化心态与社会结构失衡”如何具体存在？这种观念之间的演绎没有与实际的历史经验分析结合，从而导致一些不确切的媒体式评论语式。 作为有着强烈历史论证意识的严谨学者，周宁为何会如此轻易地陷于一种与文化主义密切关联的话语？这和他的形象学研究方法论有关。这种方法论是把双刃剑：既为他带来某些洞见，也为其某些立论和研究埋下陷阱。 周宁深受福柯影响，话语—权力理论为形象学提供了方法论，为原本并非完全客观的形象史考证补充了对形象的形成、分配、演变中想象主体与被想象客体的权力关系考察。福柯和萨义德的理论对周宁的研究有诸多贡献，但他最终未能完成建立现代中国主体形象的目标，原因也在于此：权力关系学是一种趋于静态的模式，无法完整呈现发展与互动的关系，也就是说，它缺乏政治性。它往往只能单方面地考察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无法提供互动的画面——当然，这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课题本身所限，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以“中国的西方形象”作为课题，但这仍然难免是单向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