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5-0001-09 笔者在《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的“前言”中谈到，学术研究应该饱含理想，以专业的方式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1]这其中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专业的方式”。所谓“专业的方式”，是指具有深厚学术史积淀、明确的概念体系、合理的分析方法的训练有素的研究，超出“专业的方式”或无法达到“专业的方式”，都不属于“学术研究”。二是“时代的重大问题”。所谓“时代的重大问题”，是学者自身从专业的角度发现并思考的、切入时代精神并决定社会历史走向的问题，并不是学术之外被指示或被确定的问题；所谓重大，也不仅是现实意义的重大，还有学理意义的重大，后者的意义在于发现问题，揭示真理，创造自由，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 站在这个起点上，反思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要点在于问题与方法。就问题而言，跨文化形象学关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的西方霸权，问题直接指向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观念秩序中中国的话语主体命运。所谓中国形象，只是“他者”镜像，而所有关于“他者”镜像的研究，最终都落实到自我的主体性身份的建构。于是，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主导的世界现代性观念体系中，所谓中国思想主体性状况如何，为何出现危机并如何重建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就成为跨文化形象学的终极问题。跨文化形象学试图通过解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的西方霸权来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如果解构是成功的，建构却无从展开。我们反思的关键点就在于，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危机究竟意味着什么，重建中国思想主体的问题理路是否清晰？甚至重建中国思想主体的提问是否合理？ 跨文化形象学意识到的问题，是当下中国思想的核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必须经过中国思想的诠释，才能获得其历史的正当性；也是当下文化自觉的使命所在，文化自觉首先是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主体的自觉。思想的困境可能出现在问题本身，也可能出现在方法上。就方法而言，中国思想如果脱离西方镜像，主体性自我建构似乎就无从完成；而在西方作为“他者”的镜像下，中国思想不论作为思想对象还是思想主体，又都无法获得意义与价值的自主性。这样，从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拯救中国思想主体，就只能先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于是，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为主的“后学”方法，就自然成为可供选择的批判工具。方法上的疑问是，相关的“后学”理论途径，是否可能通向中国思想主体的建构？在中国思想主体与西方文化霸权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内，是否能够赢得中国现代性主体身份？所谓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的问题，除了表达立场与宣誓诉求之外，能有多少真正的思想成果或贡献？ 一、西方的中国形象：起点亦终点 首先，跨文化形象学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构成与类型，《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在跨文化形象学框架内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跨文化形象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研究中国形象的构成与意义、形象的类型化特征与原型；在西方现代性的深度上分析问题，讨论中国形象的生成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的功能。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讨论中国形象。首先是西方现代性精神形成时期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问题是从传统的、基督教伦理主导的“统一的文化价值”中挣扎分离出来的西方现代文化观念，诸如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信念、世俗化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科学与进步观念、理性主义哲学等，最初如何借助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隐喻地表现自身，完成西方现代性的自我建构。西方现代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从一个侧面证明，现代性思想形成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进程，不仅西方现代性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化，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他者”镜像。它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欲望与向往、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乌托邦；也可能是丑恶化的，表现恐惧与排斥、满足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需求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高潮时期，西方现代性确立，中国形象也相应出现彻底的转型，从社会文化想象的乌托邦变成意识形态。中国成为停滞衰败的帝国、东方专制的帝国、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三种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类型出现。西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构成与身份认同，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动力结构中通过确立他者完成的。[2]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意义不仅在说明其作为一种虚构或叙事，如何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中发挥功能的。这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关注的问题，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从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与方式中理解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尤其是理解这种精神结构的动机与活力。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在揭露西方现代性文化观念中的霸权结构的同时，可能遮蔽西方现代性的开放与自我批判的机制，使后发现代化国家与民族产生扭曲的现代性心理：“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与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中国形象，划定了西方的中国想象的疆域，而两种两极化形象类型之间形成的张力，表现出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的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现代化文化进程中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傲慢征服与谦逊求知，自我扩张与自我批判，西方走向世界的两种心态及其构成的充满活力的文化性格，是最有借鉴意义的。中国的现代化性格，在文化观念上向往与仰慕西方，在政治经济上却受西方扩张力量的压迫与侵略，对外的向往仰慕往往伴随着对内的自卑与轻贱心理出现，文化心态与社会结构失衡，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政治经济上以封闭表现反抗，在文化上以自大表现仇外，在观念与现实之间，不但没有形成一种健康的内向与外向的张力关系，还造成文化精神的偏狭，或极端仰慕或极端仇视，或极端自卑或极端自大。这也是第三世界或整个东方的现代化历程中共同面临的问题。”[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