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关于已没什么好拍、拍纪录片与拍故事片必须合一的理论气氛里，我们应如何知难而上，从最新的影像理论立场出发，来认真讨论一下这个棘手问题——基本没什么可拍的情况下，到底还有什么仍可试着拍一下的？已有德波尔和戈达尔说过，在景观社会里没什么可拍的了，在景观里拍景观，是作茧自缚，但如果你非想拍一下，那还有什么是你仍可试一下的？这个推理，逻辑上看不够过硬，但你看，说出上面这句话的戈达尔，自己也仍在不停地拍。因为是讨论这么一个实验性的问题，本文就很实验地选用了一个我们也许应该去拍但还未拍、可能也很难把握的形象——出现于艺术展示空间里的民工——来具体讨论怎么拍他(让我们假设他是我们所习见的男性打工者)和拍他的什么。然后，我们将分析一些国内艺术界出现的以民工为主角的艺术计划的操作得失，并抽取国际上表现民工主题比较成功、很受关注的两个艺术家的个案——墨西哥艺术家西耶拉的艺术装置里被当场雇佣的国际民工和葡萄牙电影导演科斯塔镜头下城中村里的民工——当做已有范例，来进一步探索如何将民工拍好、并拍出新的路子来。论文的最后部分是仿照爱森斯坦的《资本论》电影笔记(1927-1928年)的写法(拍电影成为对于“怎么拍”的无尽的政治探讨)，虚拟地讨论如何来拍得让民工真正同时成为影像内外的主人公。 一、艺术空间里的民工主体 在艺术空间里，最醒目、最辐射、真正实现了展示效果的，可能反而要数被冷落在一旁的那个作品：民工，作为安装工或保安或别的什么角色。存在于艺术空间的民工，在政治上几乎与我们的艺术体制对立：这个生猛地存在着的无名他者，被带进了作为沉思和凝视的支架的展示空间，犹如放射元素那般使众人不安。 去主动展示这样一个民工，几乎是在颠覆我们身处和仰赖的这个艺术系统了。或者说，这是要在这个无名的他者与艺术体制之间拉平，让它最终平等地存在到这个空间里。而这也许正是当代艺术目前最应该做的：将放射元素般的无名他者邀入这个作为正在到来的共同体检阅、激励和重构自己的展览装置中。在政治上讲，艺术展示空间原本就应该成为实现共同体内的新感性融合、新的平等的解放空间。 为什么说用影像来展示这个主体，能更有助于民工得到这种新平等？在影像中，所有异质的东西，都以全新的方式共现，并被重新拉平，达到共同体内的新平等。影像是共同体实现其内部的感性分配、达到新的审美—政治平等的一个变压器。它一方面能将共同体的感性世界的特质强加到每一个人头上，但另一方面，又能继续与其他影像做无限的重组，能将人物的命运多重地放养进无数个新影像中，使许多人的命运在同一个影像里共现①。在影像中，民工可以同时显形于三个时间里：我们眼前的木匠张三，在影像中同时还可以是木匠齐白石，和那个曾经的木匠朱元璋。能让这三个不同时间里的主体在同一个影像里共现，正是影像的力量所在。如果说还有什么可拍，我们拍的，也许正应该是这个。 我们眼前的民工，目前还只是一个冻凝于琥珀之中的主体，需要我们用集体凝视，将其拖进影像，用观众的集体凝视把它重新唤醒。影像将民工的沉睡的命运溶解并放大；民工这个陌生的主体，在影像这个装置中，比在其他艺术媒体中更容易被唤醒。在影像中，在展示空间里，一个新的主体总有待冒出，共同体内的一种新的平等正呼之欲出。影像的这种制造新的平等和解放的功能，被朗西埃称作“电影共产主义”：在影像内，所有的运动都是平等的；影像使所有运动之间实现普遍的交换②。不论多么微不足道的主体，都能在影像内的这种共产主义式的普遍交换中，获得新的平等。 因此，我们应该去拍出的是：这个民工作为“作品”，是如何被生产并展示到艺术空间中来、终于与其周围的一切并起并坐的？为什么抽掉了民工这个角色，艺术空间就无法搭起，就不合法，就没有正义？我们必须用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公正而亲切地将这个“作品”拖进我们的影像之中？如何在影像中使这个民工真正显现，将其与我们所拍的其他人物和物件拉平，组合成新的平等？我们怎么才能将其与身后光鲜的一切拉平，使其真正成为艺术空间里的主人公？这个艺术空间里的民工与名画、艺术品、艺术家和艺术体制之间发生着哪些千丝万缕的隔离、排除和压迫？如何用影像去消除、抚平它们？ 来拍这个美术馆里的民工，是为了使他或她在这个空间内得到政治上的平等。我们这是要将影像当做一个可以使其达到平等的政治平台，并企图将影像之内达到的新平等进一步落实到现实中去。因为，在共同体之内，总会有一些成员没被算在内，或被误认，或被少算，甚至被误算、被漏算；他者就是那些没被平等地算在内的人，民工就是这样的他者。影像成为他们走入政治的传送带。即使是“人民”，即使是那些自由的个人政治主体，也往往会被国家错认，被安上错误的名头和身份。“人民”这个称呼几乎无法包括我们全体政治主体。所以，政治其实开始于那种对“人民”、对个人政治主体的实价的重估和重测。对于艺术家而言，“我们”总还不是“我们”认为自己所是的那种样子，仍需要去找到自己的真正角色。“我们”其实也是“民工”；寻找自己的集体努力就是政治，而影像艺术是这种政治的极重要的手段；在影像中，“我们”重新凝聚。 我们为“民工”这样的他者争平等，不只是为了他们，也同时是要在共同体内达到一切人之间的全新平等，达到在更高的集体政治意识下的新平等；通过影像，我们与他者遭遇，这是达到政治平等的重要契机；他者最终会是我们的政治场域中的新主角，影像艺术帮助我们去与他们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