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洲的新转型：动因、趋势与表现 1991年，约瑟夫·威勒(Joseph Weiler)发表了著名的题为“欧洲转型”的长文，认为经过40多年的建设，欧洲共同体已经成为一个实现了重大转型的政治实体。①他所关注的转型不是一般性的变化，而是具有“质变”性质的重大而剧烈的转变。他从共同体与成员国关系入手，以历史为视角，考察共同体与成员国间权力的划分与行使。威勒认为，欧洲的权力结构、政治结构通过一体化已经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并形成了欧洲新的权力与政治结构，以及相应的原则、制度和法律结构。 1991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是欧洲转型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既是欧洲一体化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欧洲一体化开启新进程的一个标志。它的缔结与生效并不表明欧洲转型的结束，而是欧洲转型的一个新起点：由经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延伸。“马约”之前欧洲的转型是围绕经济一体化进行的，统一的内部市场的建立标志着这种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欧盟的组织结构、制度体系已经形成，成熟并稳定地发挥着作用，但“马约”开启的政治一体化要求欧洲再次开始一种新的转型。政治一体化不是经济一体化的简单延续或延伸，欧盟也不可能简单地将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机制与法律适用于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对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的影响范围与程度也远远超出经济一体化，它本身对经济一体化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同时，欧洲新的一体化进程所面临的国际与欧洲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马约”之后的欧洲新转型是由欧洲面临的新形势与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新目标所推动的，新转型是对欧洲面临的形势与欧洲政治一体化目标的一种反应。 (一)欧洲转型的动因与影响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形势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上要求欧洲对此做出反应。一一列举所有的变化是不现实的，但下列因素对于推动欧洲转型具有重大影响。 (1)欧洲一体化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要求并推动欧洲转型 欧洲经济一体化及相应制度的成功给欧洲带来了繁荣，欧洲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不仅使欧洲重建了经济，从战后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也让欧洲逐渐重新成为国际上一支重要力量，并促生了欧洲的远大抱负，使欧洲人认识到欧洲的力量、欧洲的前途在于联合与一体化。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与发展，欧洲也认识到，没有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很难进一步深入与发展，因此，寻求政治一体化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 然而，欧洲政治一体化不再只是关乎欧洲内部的繁荣与和平问题，它还体现了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某种政治抱负。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在2001年就提出，欧盟的未来不只是一个贸易集团，而是要成为一支政治力量。②在主持起草“欧盟宪法条约”时，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也指出，如果欧盟制宪成功，在20年或50年后，欧盟将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力量，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受到世界尊重，世界从此需聆听欧洲的声音，欧洲将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平起平坐。③ 为实现欧洲的政治抱负，欧洲不仅进一步深化经济一体化，而且将一体化的范围拓展到政治领域，特别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刑事司法合作等传统上具有强烈主权色彩的领域，并有选择地、逐步地将经济一体化的机制适用于政治一体化领域，如刑事司法合作由“马约”规定的政府间合作，经《里斯本条约》改革，已开始适用传统的共同体机制；在对外关系领域，《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对外关系领域的制度与机制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革，改革之后，欧盟对外关系上的整体性将不断加强，政策协调性也不断增强，在整体上提高欧盟的对外行动能力。 欧洲政治一体化加强不仅是欧洲转型的一个方面，它也为欧洲在其他政策领域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比如，经过近20年的发展，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逐渐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成为协调欧盟成员国安全与防务、加强欧盟对外行动能力的重要政策领域。该领域的机制与措施，影响了欧盟的对外政策与实践。 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的渐进性与不平衡性累积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欧洲一体化从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市场一体化起步并向其他领域推进，且由于不同领域涉及的国家利益与敏感性不同，不仅各领域一体化不平衡，在同一领域内的一体化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这些不平衡性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而日益突出，并对欧洲进一步一体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欧洲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一体化的不平衡，使得欧盟的各种政策、机制表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各领域政策难以协同发挥作用，有时甚至会相互掣肘。 以欧债危机期间暴露出来的欧洲经济治理问题为例。欧债危机揭示了欧元区一些国家公共财政的不可持续问题，同时也将欧元区治理结构的弊端暴露无遗，具体表现为：第一，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不相匹配的问题，欧元区17国实行统一货币，欧洲央行行使货币权，但财政政策仍由各成员国掌握，而一些成员国债台高筑埋下隐患；第二，由于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欧洲央行无法在危机到来时充当最后贷款人；第三，危机爆发时，欧洲缺乏救助机制。有了救助机制后，也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使欧元区这种制度设计上的弊端进一步得到暴露；第四，欧盟、欧元区以及成员国复杂的政治架构，使得欧盟在面临危机时，难以迅速拿出有效解决方案，给市场投机留下空间。此外，欧洲复杂的法律体系也对欧盟阻止危机蔓延形成了制约，不仅涉及欧盟法，还涉及成员国的法律，尤其是德国的宪法和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