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3)01－41－14 一、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为了对付日益增多且严峻的全球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当今世界一个主流的想法和做法是：通过现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实现全球治理。但是，严格地讲，这样的治理还不能叫做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而仍然是国际治理(IG)。不过，为了语意的统一和连贯，笔者把现存的国际治理归类为旧的全球治理，而把国际社会正在探索的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治理归类为新的全球治理。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出现的“自由秩序”(liberal order)的一个目标和功用是为了避免波及全球的大战再度爆发，即让充满野心或者抱负的国家通过和平而非暴力的方式达到其国家目标。①如今，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全球问题不断增长，旧的全球治理的方式和手段已经不够了，而且现存国际制度本身的问题也很多，其最大的问题是西方的主导性及其导致的非西方力量在这些制度内的不完全、不充足代表性越来越不符合世界政治的现实——越来越支撑着当代世界体系运行的非西方国家却不能在这些国际制度中获得应有的代表性和主导性，所以，新的世界秩序需要新的全球治理——新型的全球治理，即全球治理的转型。 “转型”是一个时髦的话语，但人们往往关注转型的抽象层面而忽略了转型的具体层面。形象地说，如果我们把“转型”二字分开看，人们可能过分重视其中的“转”而忽略了“型”。关于全球治理转型的讨论也是如此。目前，世界范围内，全球治理的转型是热门话题，但是，关于实现全球治理转型的方式却严重缺少探讨。 “新型”一词越来越出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公共政策讨论中。中国谋求对外关系的“新型”化。例如，最近中国主张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应该是“新型的”。中国希望与亚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新型的合作或者伙伴关系”。自2008年爆发波及全球的西方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接受和采用了“全球治理”的话语，在多个重要的政治场合，强调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② 笔者主要不是讨论关于新型的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转型的原因，而是探索关于新型的全球治理或者全球治理的转型的方式或者方法。也就是说，“新型”正是本文要关切的中心对象。到目前为止，研究文献中尚未专门探讨“新型的全球治理”中的“新型”到底为何。笔者认为，“新型”是一个真正的关键词，如果我们不能对“新型”有专门研究，新型的全球治理或者全球治理的转型根本就是空的，是没有基础的，更是难以落实的。 二、全球治理的“新型” 为说明全球治理“新型”之重要性，以下讨论从关于中美关系的评论开始。 经历了小布什政府执政的八年(2001-2008年)，美国面对深重的国内危机和国际挑战。2009年，奥巴马政府要“改变”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美国的“单边主义”，承认在对付“全球挑战”上，“即使美国也不能单独行动”，因而必须塑造“全球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在美国外交政策的辞典中，向来很少有“全球治理”和“全球伙伴关系”这类提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是有新意的。所谓“美国不能单独行动”，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被承认，这颠覆了美国在冷战后一度自我定义和推广的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自从苏联解体，世界就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单极世界”——“美国领导”下的地球上“最后的霸权”。③ 为什么美国需要“全球伙伴关系”，如何实现这种伙伴关系？自从奥巴马政府上台，美国有些学者就努力回答这些问题。比如，2010～2011年期间，一些美国学者建立了“全球挑战论坛”(GCF)。2012年7月9～11日，笔者与其他几位中国学者应邀参加该论坛在纽约举行的“与中国的伙伴关系”系列论坛的第一场：“走向全球伙伴关系：全球挑战如何产生了全球解决方案”(How global challenges make global solutions)研讨会。会议分两部分：一是关于全球伙伴关系的“原则”的，主要是讨论为什么新的国际合作应该发生；二是关于实现全球伙伴关系的“新型”(new modalities)，主要是讨论应对全球挑战的国际合作如何能够发生。正是在这次论坛上，笔者第一次自觉地注意到“modalities”这一术语及其意义，意识到该词对于理解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的关键性。 “全球挑战论坛”的组织者认为，在美国甚至在整个西方和西方影响所及的地方，已有的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IR)——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及其实践——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并不足以应对全球挑战，所以，他们提出了“伙伴关系的世界主义理论和实践”(cosmopolita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artnership)，并根据这个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全球合作建议(见表1和表2)。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