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031－09 一、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受到的质疑 从2000年中期开始，俄罗斯就表达了走改革之路的愿望，并宣布了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发展与进步的雄心勃勃的规划。但是，要落实这些现代化规划，只有当局的意愿是不够的，甚至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划拨大量资金也是不够的。国家领导阶层选择创新的动机才是决定性的，这个动机是改革方针的战略基础。 宣布实施改革规划首先是那些努力实实在在地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的领导阶层的政治选择，这些国家都表现出跻身于地区或全球规模上领先地位的雄心。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自由民主的方针，在经济上坚持市场优先地位的国家才拥有进步和高强度发展道路的垄断权。 “进步”和“快速发展”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西方先进国家政治文化一开始就从这样一个公理出发：必须保障人在大地生活中最舒适地生存，甚至当宗教范式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教会是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时期也是如此。然而，西方基督教信仰(天主教、新教)在自己道德和政治方针上同其他世界宗教(首先是东方的宗教，包括东正教)的优先选择方针有重大区别。“领先地位”和“竞争”精神首先在新教伦理中获得了体现。新教伦理主要是指向“此岸的”，并把人在大地上的积极性看作是对神的献身。相应地，勤奋的人靠自己的劳动而获得神的恩赐。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就曾指出过这一点，当代一些学者也坚持类似的观点。在克莱涅尔院士主编的分析研究中，就有这样的说法：“作为现代经济伦理文化以及对待劳动和商业活动的现代道德态度的基础，大多数公设与规范都根源于新教伦理。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西欧国家经历了重大的精神转折，其实质在于对劳动与财富的重新思考。根据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家路德和加尔文的观念，劳动不是惩罚，而是人的神圣天职和使命。劳动的目的不是赎罪，不是摆脱游手好闲的罪恶，而是获得和增加财富，积累财产，追求利润。对劳动的作用的重新理解，再加上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方针，还有财务方面的成就，又导致了对财产与财富在人生中的作用的新评价。在新教伦理中，财产十分重要，它是个性自由的核心与基础。”[1](P38) 多年来，上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西方政治的基础，这种政治的目的就是保障发展的快速特征和达到全球领先地位。不但如此，从这种世界观里又引出这样一个观念，即西方在其与外部世界、另外类型的文明“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有着进步的、文明传播的使命。同时，这里只承认历史进步的线性方式，这种方式的基础首先是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观念。相应地，进步的所有其他基础(精神的、文化的等等)或是被放到括号外面，被认为是“次要的”，或者在原则上遭到排斥。相应地，针对“非西方的”国家和民族，只承认他们有追赶式发展的权利，而且还要按照西方先进国家所开辟的道路发展，只能按照由西方“确立”的“样板”发展。西方经济上最初的“假斯文”开始逐渐地得到“政治进步”观念的补充，在这里，西方又在觊觎全球领先地位和“为时髦立法的人”的地位。所有其他政治发展方案都被认为是“偏离的”和“不正确的”。这种立场的顶峰是“民主输出”的观念，1980～1990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个观念都获得了推广。它的一个公设就是，全人类都必须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方案发展，与此同时，不但要否定极权和专制的模式，甚至还要否定与民主制对立的形式。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理论就是对政治和社会经济进步的这种独断解释的极致。他宣称自由民主和市场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事实上是人类历史的“最高成就”，而西方在为世界统治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是绝对的。 然而，21世纪初，这些结论变得可疑了。 第一，这个时候弄清楚了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不是普遍的，其中隐藏着巨大的冒险，尤其是对那些作为“下家”的“非西方”国家。 第二，2008～2010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使得现代西方自由市场基础的普遍性，以及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比如，竞争、自由市场、国家对经济的不干涉等)遭到怀疑。此外，不排除我们正面临着西方经济模式危机的新阶段的开端，甚至是新的“大萧条”的开端，这就更加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为过时的西方教条寻找合适的替代物。 与此同时，对世界上的独断领先地位的丧失导致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遭到怀疑，并且使美国与欧盟之间的矛盾急剧激化，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进步战略”在维持着上述主体内的稳定，保障社会能够团结在当局周围。 比如，对于美国居民而言，自己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全球领先地位是原则性的。在理论上，这些情绪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民主联合会前执行长官(1985～1991年)斯特劳斯在其“单极性”的概念里反映出来。他的观点如下：“随着两极世界中苏联一极的解体，国际体系成为单极的。现有的‘单极世界’事实上已经存在，它是由在全球体系中占优势地位的民主T业国家组成。美国又是单极世界里的主导强国。”[2](P78) 至于欧洲国家(首先是作为欧盟一体化的“火车头”的那些国家)，他们早就定位于“社会享乐主义”原则，对于他们来说，全球领先地位(哪怕在与美国的联盟内)早已变成不断提高本国生活水平的一种可能性，这又可以保证他们的政治稳定。但是，在这里，人们也能够理解，把希望寄托在17世纪～20世纪那些过时的标准和概念上，会导致大规模的失败，因此，他们也在尝试寻找摆脱业已存在的“绝境”的出路。 但是，最近10年，对改革概念以及保障改革机制的自由主义解释已经成了问题。除了前面指出的那些危机现象外，“第三世界”国家参与现代性“进步”日程的要求(并且是有相应的改革成就为根据的)日益强烈。而且，这涉及这样一些国家，他们在不久前还完全处在世界的边缘，甚至都没有人假定他们能够成为全球领袖国家，即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对手，尽管他们做出的利于改革发展的选择主要都是政治上的，但是，在动机上，他们之间可能会有很大差别。 二、非西方国家的经验 对某些“新手”而言，向改革轨道的过渡是其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超越自己强大对手的唯一机会。中国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在20世纪末实现了改革冲刺，目前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方面已经超过了欧盟，并“从后面紧追”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