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传统的理论和路径都是将行为体的心理因素排除在外，尤其是人类的情感。这直接受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在安东尼·唐斯（Antony Downs）所创立的理性选择理论框架中，理性人是排除了人的情感的“经济人”。然而，情感是人类对所处环境特有的体验。在国际关系中，国际争端、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恐怖主义等问题，往往能激发领导人、公众以及国家层次的强烈情绪和情感。 起初，学术界关注情感和情绪对于决策以及政治行为的负面影响；发展到今天，学者的研究开始借助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目前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探究情感如何构成理性的基础，进而分析情感如何具备理性能力，比如剖析在战略互动、国际危机以及族群关系等领域，情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主要研究路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关系学者关注情感对于外交决策、国际危机的消极作用，亦即情感和情绪不利于形成理性的决策，促使国际危机升级等。奥利·霍尔斯蒂（Ole Holsti）和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讨论了压力等情绪在国际危机中的作用，而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和利昂·曼（Leon Mann）则提出了外交决策中“热认知”的研究——受情感因素的驱动，决策者容易产生错误知觉。进入21世纪以来，政治心理学界开始关注情感的理性性质和功能。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在《笛卡尔的错误》中提出了情感理性的命题，即如果缺失了情感，那么理性人永远做不出有效决策。这给政治心理学界带来了一场情感研究的革命。随后，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和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将神经科学的前沿研究引入政治心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 当前，国际关系情感研究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更多地探讨情感对于国际关系的理性作用。里克·皮埃特斯（Rik Pieters）等人根据情感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情感对信息传递、资源分配、社会交流机制生成等方面的作用，情感效能理论随后被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利用心理的情感维度分析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极端行为。在理论上，默瑟令人信服地基于现代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了各类特殊情感对国际关系不同过程的影响，他较早地运用系统的方法提出了情感对塑造行为的作用。 国际关系中情感要素的研究，主要沿袭了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到当代神经科学的发展轨迹。目前，学者们注重将神经科学的宏观分析模型引入国际关系的议题中，构建理解复杂国际关系互动和政治行为的微观基础。这一路径主要应用于战略互动、种群冲突等其他安全研究议题。同时，神经科学对个体理性选择与情感关系的重塑，修正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性选择模式对情感等心理因素的偏见，推动了对理性选择理论的重新思考。 当前研究前沿与特点 当前对国际关系中情感内容的研究，突破了以往将情感理论直接引入国际关系的相对机械化的研究模式，在理论与方法上均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首先是关于国际关系中情感的类型学研究。郝拓德（Todd Hall）和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将情感分为基于“社会氛围”等背景因素的“基调情感”，以及指向情绪反应和泛化情绪反应的“状态情感”，并在此理论框架下讨论了国际政治行为的“过程性”问题。默瑟则汲取了神经科学的成果，认为情绪能逐渐侵蚀理性，但理性也依赖于情绪，进而将情绪的研究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即作为副现象的情绪、作为非理性来源之一的情绪、作为一种了解战略行动者工具的情绪以及作为理性必要方面之一的情绪。 其次是情感的国际关系理性能力分析。布伦特·萨斯里（Brent Sasley）重点关注了情感对关键的外交决策制定者的影响。他认为，领导者对实现某一目标的情感和愿望越强烈，其在对此目标的外交政策中所表现出的灵活性就越低。安德鲁·罗斯以中东伊斯兰地区的反美、反以情绪为背景，提出了情感表达与合法性存续的关系问题。埃玛·哈奇森（Emma Hutchison）提出了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危机情感议题。她认为，情感在重大危机性时刻易形成一种普遍性的集体感受，这种感受塑造并形成了共有的身份，进而形成相应的群体集合体。雅克·海曼斯（Jacques Hymans）则论证了国家是否发展核武器，往往不是理性选择，而是与国家的身份与情感紧密相关。 尽管默瑟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情感引入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同时承认了情感研究在方法上难以定义、测量与操作的现实困境。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认为，类似于情感与认知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在现实中存在很大的困难。事实上，由于心理学的科学化操作模式与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之间的矛盾，相关的情感研究在具体方法的进展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近年来，埃玛·哈奇森等人提出，将情感引入国际政治时，应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下补充来源于传统人文学科的分析模式。这种观点能系统把握交叉性学科研究在本体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对不同学科所引申的研究方法起到了平衡作用，推动了相关方法论上的进步。 基于情感与国际关系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最新进展，目前的研究主要呈现两大特点。第一，理论进展大多围绕既有的国际关系经验展开，不再是简单的情感理论引入，并结合了国际关系中利益、安全、身份等其他理论要素，交叉性特征明显。比如默瑟提出了情感信念（emotional belief）的观点，指出威慑、认同等传统战略行为均是依赖于情感。第二，在方法上结合学科特征，引入非科学化的模式，减少了纯粹科学化操作的难度，但定性分析仍然是相关研究者的主流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