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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亚太地区经济重要性持续上升和亚太国家迅猛发展的形势，以及美国守成霸权的需求，汲取富源与遏制对手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两个基本点。美国力图通过双边对话和区域、多边机制引导亚太区域各国经济增长方向。为了防止新兴大国崛起挑战其霸权，美国采取了三个层次的遏制策略。美国的亚太战略自身存在许多内在矛盾，不仅很多内容不现实，而且过多反映了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主张，因此，未必能够顺利执行。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东亚太平洋区域的经济重要性还将持续上升。这是因为：以往10年的经济增长中潜藏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未来10年～20年间，以初级产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动为转折点，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增长期将走向结束，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上升的势头将在相当程度上发生逆转。在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问题的考验之下，这些年同等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剧烈分化。亚太、特别是东亚区域的工业发展和资本积累成就显著，中国2010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日本是世界第三制造业大国，韩国是世界十大工业国之一，东盟制造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结果是东亚太平洋国家和地区GDP构成中第二产业的占比较高，2000年第二产业所占GDP比重达44.5％，比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南亚等区域高出10多个百分点，甚至近20个百分点(参见表2)。中东、北非第二产业占比虽高，但其中大多数来自石油、天然气等采掘业以及建筑业，制造业所占比重甚低。正是这样一种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较高的经济结构，使得东亚太平洋国家在以往表现出了较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性，并将于正在到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震荡和分化中占据有利地位。 
同样，正是由于亚太区域国家的迅猛发展，提高了该区域的国家成为美国眼里竞争对手的几率。中国和俄罗斯就是美国某些势力极力企图围堵、遏制的对象，对中国的忌惮之心尤甚。在美国精英阶层中，视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者不乏其人，中俄两国发展势头越好，美国这些势力遏制中俄的内在冲动就越强烈。即使是对日本、韩国这类驻扎有大批美军的“盟邦”，美国统治集团也始终对其摆脱美国控制的任何动向保持着百倍警惕。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源于美国，它不像1990年代发生于新兴市场和欧洲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的软、硬实力；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相对良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上升的中国等国家不仅集中于亚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种族构成等方面是美国的“异类”。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令美国的守成霸权危机感倍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汲取富源与遏制对手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两个基本点。 区域经济一体化：兼顾汲取富源和遏制对手双重目标 正是为了兼顾汲取富源和遏制对手双重目标，美国力图通过双边对话和区域、多边机制引导亚太区域各国经济增长的方向，确保其经济增长运行在符合美国利益、不至于挑战美国霸权的轨道上，并确保自己对国际经贸规则发展演变的主导权。其中，力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缩写为“TPP”)占有格外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此举有利于美国切入增长最快的亚太市场，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转型。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经过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洗礼，改变过度依赖于超前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扭转全球经济失衡在美国内外都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由来已久的出口促进战略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已于2010年3月正式宣布“国家出口倡议”(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s)，其核心内容是提出“出口五年翻番”的目标。2010年3月11日，奥巴马政府宣布成立“出口促进内阁”和“总统出口委员会”，陆续在融资、审批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出口便利化措施，希望以不断扩大的出口拉动国内就业，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确保美国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从而确保21世纪仍是“美国世纪”(引用奥巴马本人语言)。由于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且挣扎不已，未来几年都要和高赤字、高失业率作斗争，加拿大和拉美要么市场容量有限，要么增长有心无力，亚太地区便顺理成章成为美国扩大出口战略的首选之地。从克林顿执政时期起，美国统治集团就高度重视亚太、特别是东亚区域的增长潜力，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新兴大市场”战略。奥巴马当政以后，对东亚区域的增长潜力评价更高，并自称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