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以来，国际体系转型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①然而，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尽管国内学术界已经在问题意识上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即普遍认为目前的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但是对于变化的性质及程度、变化的原因及影响等问题，依然存在重大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国际体系转型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特别是现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处在适应性调整之中，全球化下国际体系的主体、性质、规则及其运作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大国关系也将展示全新的面貌”。②有的学者则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主要是指体系内大国力量对比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③对于变化的程度，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正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④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国际体系的转型仅处于起始阶段。⑤相对于在国际体系转型的性质及程度上的分歧，在转型的原因及影响方面，国内学界的共识程度更高一些。大部分学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和美国等传统大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导致了国际体系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将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 与国内学术界对于国际体系转型问题的热议相比，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要远为冷清。笔者从谷歌学术网(www.scholar.google.com)检索“国际体系转型”的英文对应词组“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ransition”(或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ransformation)，发现能够找到的相关英文学术文献非常少，而能够获取的大量文献多是与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这一主题相关。⑥这似乎表明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占据相当学术话语空间的“国际体系转型”这一术语并没有被西方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在大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国际体系的变化就是权力转移或者主要表现为权力转移。而美国海军战略学院基金会2010年举办的战略论坛也可以间接印证这一点，尽管论坛使用了“全球体系的转型”这一术语，但实际探讨的仍然是“美国正在衰落”(we are smaller)这样一个权力政治的话题。 因此，对于目前国际体系的变化问题，不仅国内学者之间存在分歧，中外学术界在认识上也不尽一致。尽管如此，有一点学者们基本形成了共识，即均把当前国际体系所发生的变化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联系起来，而中国的崛起将给国际体系尤其是其所处的东亚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带来怎样的影响，体系内的其他行为体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处理与体系内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中国将以和平方式崛起还是以非和平方式崛起等成为学界关注与探讨的核心问题。然而，依此分析，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西方学术界早在21世纪初甚至20世纪末就开始了有关东亚崛起和中国崛起问题的探讨，⑦可以说，近十年来该问题一直在主导着东亚国际关系研究的议程。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东亚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如何理解“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实际涵义？对中国、对其他行为体究竟意味着什么？结合国际体系理论层面的探讨，本文将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沿着历史的脉络对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问题进行分析。 国际体系及其转型的涵义 所谓体系，至少应包含两个要件：一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二是单位之间已经具有足够强烈的互动，从而使之具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边界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而所谓转型，则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转型的主体问题。国际体系或东亚国际体系等次国际体系的转型主体虽然我们可以顾名思义地说是国际体系或东亚国际体系，但由于体系是一套包括结构成份在内的相互影响的单位，⑧因此，探讨体系的转型与如何认识体系的本体要素以及由本体要素构成的结构要素等问题有关。二是转型的起点与方向问题，即体系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问题。不同的理论范式所看到的体系要素及其结构不同，因此，在体系的转型问题上也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在现实主义看来，构成国际体系的本体要素只有国家，而国际体系的结构主要表现为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权力上的对比或分配结构，因此现实主义认为：“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各单位权力对比的变化所造成的。”⑨国际体系的转型也就主要表现为大国间权力对比结构的变化。 与现实主义不同，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也认为权力结构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同时也强调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国际组织具有独立的利益诉求，其行为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autonomous)，因此，国际体系的本体要素不仅包括国家，而且还包括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依此，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也是体系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体系内，除权力结构外，国际制度也能“塑造”国家间的互动。⑩国际制度不是由强权国家创造并为其服务，因而最终是一个依附于权力结构的“干扰性”变量，而是一个独立于权力结构的“独立性”变量。既然国际体系的结构不仅包括权力结构，而且还包括制度结构，那么，国际体系的转型在形态上也就不仅表现为权力结构上的变化，还表现在制度结构的调整、制度的性质及其疏密程度的变化上。 尽管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体系的要素及其结构认识不同，但他们都是基于物质主义(materialism)的本体论，即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权力或“权力+制度”等物质性要素构成的一种物质性结构。与此不同，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一种基于观念主义(idealism)的观念结构而非物质结构，观念结构是被掩盖于权力结构之下的深层结构，是使物质结构具有意义的社会性结构。因而，尽管温特也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但由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可以建构的观念结构，所以国际体系便具有了可以建构的“进程”的性质，而这一点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张又具有相通之处。(11)在建构主义看来，国际体系的转型在根本上应该表现为观念结构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