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大西洋两岸的发达国家，而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却逆势而上，仍保持较快经济增速，有力推动着全球经济重心向东转移的进程。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急剧动荡、世界格局加速变革和国际关系深刻调整，同时也促使国际思想界和学术界深究触发危机的根源，反思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缺陷，进而聚焦和探究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时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于2010年内两次发表演讲，就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孟买共识”(Mumbai Consensus)。“孟买共识”提出后，印度部分人士反响积极，并逐渐引起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一 “孟买共识”的提出 2010年6月初，就在美国和印度举行首次战略对话期间，萨默斯作为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印商会成立35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就“21世纪的美印经济关系”发表演讲。在展望2040年全球形势时，他宣称，届时“‘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将作为有趣的历史观念被人们记起，但世界上大多数人将追随‘孟买共识’而去”。①这是国际社会中首次出现“孟买共识”的提法，但由于萨默斯在通篇讲话中仅提及一次，并未就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出解释，各国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总体反应平淡，即使印度方面也未予以积极呼应。 四个多月后，萨默斯赴印度访问。其间，他又在孟买举行的亚洲协会活动中发表了题为“印度与全球经济”的演讲，其中包括三个中心议题：其一，一两个世纪后，历史学家如何回首评论当今这个时代；其二，作为一个外国友人，如何评价印度在这一时期与众不同的作用；其三，如何评估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及奥巴马总统对发展两国关系的态度。②正是在这次大约半小时的演讲中，萨默斯将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归纳为“孟买共识”，并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这也是他全篇讲话的重心所在。 在开始阐述“孟买共识”之前，萨默斯先就引出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做了铺垫。萨默斯认为，在当今时代，美苏之间冷战的终结及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关系的变化固然事关重大，但从历史长河看，其重要性比不上当前在发展中世界、全球新兴市场，特别是在亚洲发生的一切。理由是：经济史学家曾将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伯里克利③时期的雅典和1800年的伦敦在生活水准方面进行比较，发现2200多年里人们生活改善程度未超过75%，即“提升速度远远小于每年千分之一”。20世纪之交是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当时人们生活水准年均升幅为2.5%。而当今时代，印度、中国或其他新兴国家占全世界40%的人口，其生活水准每年提升5%至7%，每10年就能翻番，达到了“一个人一生中可提升30倍至100倍的速度”。④萨默斯看来，这在过去1000年的经济史里，“唯有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能与之相提并论”；就受影响的人数而言，“其对全球的影响甚至可能具有更为突出的重要性”；“这将改变一切，包括从文化模式到上演历史的主要舞台的地点，从人类自由的观念到各国互动方式，乃至我们星球上的生活条件”。⑤ 接着，萨默斯将话题转向印度，在对印度大加赞赏之后，开始进入其演讲的中心内容——“孟买共识”。据萨默斯所述，“孟买共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与国际上目前较为流行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相比，“孟买共识”目前堪与它们相提并论，未来将后来居上；第二，“孟买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有着明显区别，既非建立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思想”上，也不以“威权式的资本主义理念”为基础。“孟买共识”是“第三条道路”，“建立在一个民主发展国家的思想基础上，不受注重于出口的重商主义所驱动，并且以民为本，重视提升消费水平和扩大中产阶级”；第三，相较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孟买共识”具有优越性，因“华盛顿共识”已被证明过时，而“北京共识”“最终将被证明不会持久获得成功”。因此，到2040年，“人们将较少谈及‘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而是更多地讨论‘孟买共识’”；第四，作为“一个建立在全球基础上的共识”，它“并非某个国家利用竞争力试图赢取零和游戏的观点，而是各国通过国际融合能够保持多元化、扬长避短并在更大的全球市场共同实现利益的观点”。⑥ 萨默斯在这次演讲中，较为全面地概述了“孟买共识”的内容、性质和特点，并勾勒出其发展前景和影响。这是西方政要首次对印度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归纳和“提炼”，进而提出一个新名词、新概念和新“共识”，并有意在全球加以推广。根据萨默斯的推测，从2010年起，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即到了2040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将有很大的发言权，发挥着与众不同的作用，有着美好而广阔的发展前景。当然，萨默斯也承认，“并不能打包票这将会实现”，印度在未来仍面临着严峻挑战。⑦在国际社会热议发展模式、发展方向和发展理论之际，萨默斯此举显然是追随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研究新兴经济体的潮流，因而引起国际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兴趣和关注。 二 美国的战略意图 萨默斯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出任奥巴马竞选班子的经济顾问，2009年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此前曾于1999年至2001年期间担任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作为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高级顾问，萨默斯在2010年一再提出“孟买共识”，在美国方面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远的战略考量。 (一)发展模式上“抑中扬印”。19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深陷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之中。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一套包括10项主张的经济政策，旨在推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引导拉美国家实施经济改革。这些政策举措得到一些拉美国家的认可，并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支持，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冷战结束后，处于转型中的独联体和东欧国家也纷纷采取这些措施，因而“华盛顿共识”在1990年代广为传播，一度成为主流的发展理念，在全球形成广泛社会影响。但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放任自流，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受损，民族工业渐失国际竞争力，所谓经济改革大多成效不彰，有的甚至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