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礼篇》是柏拉图的最后一部对话作品，旨在构建一座“次好城邦”①和一套上佳的法律习俗，以便确保城邦的善政、秩序与福祉。柏拉图将其喻为一部“至真的悲剧”，其意在于“摹仿最美好的生活”。乍一看来，此喻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细加追究，则发现其用意颇为沉奥和隐秘。本文将从悲剧特征、法礼功用与城邦宿命等角度出发，尝试揭示上述喻说的多重意味。 一、喻说缘起 在《法礼篇》第七卷里，柏拉图描写了这样一种情境：一伙外来的“严肃诗人”或“悲剧作家”提出“请求”，要在新建的城邦里演出自己的作品，展示自己的诗才。面对这些登门“切磋”技艺的“挑战者”，柏拉图假借那位“雅典客人”之口，慷慨陈词，果敢应战，决意与来者一比高下。(Plato,1994,817a-e.下引柏拉图文献仅标年份和页码)在这里，他将对话中的三位资深立法家(雅典人、克里特人和斯巴达人)封为“技能极其高超的最佳悲剧作家”，同时将《法礼篇》比作一部“至真的悲剧”、一出“上佳的戏剧”和一套“实在而独特的法礼”，声称该“剧”在整个城邦政体上“所摹仿的是最美好的生活”，“惟有它才天生享有法定资格得以完成”。随之，他邀这些外来的“严肃诗人”或悲剧诗人同台献艺，为的是让执政官来裁决谁的艺术高出一筹、值得公演。但在最后，他又为外来的“演出团体”设置“障碍”，抬出一套专为“歌舞艺术和学习活动所制定的法则”，其中以是否“配置歌队”为重要条件。要知道，古希腊悲剧具有歌舞的本性，每出悲剧开场，大多是由歌队率先登台，其人数早期为12名，后来增至15名。通常，歌队成员都是合唱与舞蹈的高手，他们占据剧场的中心地位，主导悲剧的表演进程，而悲剧诗人创写的诗句，则被当作演员与歌队吟唱的“歌词”。事实上，在每年一度的狄奥尼索斯节庆期间，所有参加表演比赛的悲剧与其说是参赛诗人与演员之间的竞争，毋宁说是参赛歌队之间的竞争。在此意义上，如若抽掉歌队或不配歌队，这对悲剧表演而言就等于釜底抽薪，使其无法登台献艺了。 上述这一情形会使人产生诸多联想，譬如，它首先使人联想到古希腊人热衷的竞争意识与雅典剧场文化的传统惯例。这种竞争意识早已融入古希腊的民族特性之中，全然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通常体现在每年一度的戏剧竞赛剧场里，展示在古代奥林匹克的竞技赛场上，甚至张扬在你死我活的肉搏战场上。至于那种传统惯例，显然是基于城邦制度与公民权利，不仅为诗人、演员与歌队，也为裁判、观众与“拉拉队”，提供了同台献艺或相互竞争的合法化公共场所。 其次，它使人联想到柏拉图极力宣扬的道德化法治教育理念。他在此将三位立法家奉为技艺高超的“最佳悲剧家”，就等于凸显了立法家的地位，强调了法治教育的意义，降低了悲剧诗人的身份，确认了法礼高于艺术、理智大于情感、哲思胜于审美、德性重于娱乐的价值判断，或者说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情感化的悲剧性与审美化的娱乐性。在此意义上，古希腊传统形式的“悲剧”，在柏拉图那里已被置换成一种旨在表现理智德性与推行公民教育的“肃剧”。 再者，它还使人联想到柏拉图一贯推行的文艺审查制度。无论是在《理想国》里还是在《法礼篇》中，柏拉图针对诗乐、歌舞和演出活动所制定的那些“法则”，实已构成一系列细致而严密的审查规定。这些规定既有硬性的，也有软性的；既针对悲剧，也针对喜剧；既针对诗人，也针对演员。在柏拉图眼里，此类软硬兼施的做法旨在确保城邦教育的“正确性”、“合理性”或“道德性”，最终是为了培养他所构想的公民德行或完善公民。 不过，读者通常颇感诧异的是“至真悲剧”这一喻说。很显然，无论是根据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界定，《法礼篇》均非一部古希腊传统形式的悲剧或悲剧诗作：它既无一般悲剧所描写的不幸遭遇或人生苦难等情节或行动，也无一般悲剧特有的戏剧性结构与装饰性语言(节奏与韵律)，同时也不涉及恐惧与怜悯等悲剧情感的激发、疏泄或净化。更何况在其已往的对话中，譬如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对悲剧持有疑虑和批评的态度，认为诗人通过悲剧来表演极其悲惨的故事并借用由此产生的强大感染力，意在满足和迎合观众心灵中“那个(在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这虽然会给人提供情感发泄之后的松弛感或愉悦感，但却养肥了本应“干枯而死”的诸种情感，这其中包括怜悯、爱情、愤怒与苦乐等等，其结果会导致人们放纵自己心灵中的欲望部分，弱化自己心灵中的理智部分，到头来在诗歌所摹仿的那些情感的统治下，人们非但不能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反倒生活得更糟糕更可悲。(1963,606a-d) 那么，柏拉图在论述这套“实在而独特的法礼”之前，为何要先行将其比作一部“至真的悲剧”呢？这是意味着柏拉图为了突出立法的严肃性而将其等同于悲剧的严肃性吗？还是为了让立法程序与悲剧诗艺一争高下而采用的一种修辞策略？或者是为了吸引人们对立法程序的关注而采用的一种先声夺人的言说方式？抑或还隐含着其他原因？ 二、多重意味 如前所述，《法礼篇》旨在构建一座“次好城邦”及其所需的适当政体和法礼制度。柏拉图将其喻为一部“至真的悲剧”，确有些独出心裁和令人诧异之感，但这决然不是随意而为。其隐含的玄秘喻意可从以下角度予以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