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要说把海德格尔的哲学叫做实践哲学,就是将他的哲学与实践哲学相联系,都会引起极大的争议。海德格尔不但没有谈过实践哲学,他也没有写过伦理学著作或政治哲学的著作,这都是现代哲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事实。了解其哲学的人更会提出具体理由证明海德格尔哲学不仅不可能是实践哲学,而且还是根本反对实践哲学的:海德格尔一生只关心存在的问题,关心存在论,对存在者层面(ontisch)或具体的事情一点也不关心,他没有伦理学或政治哲学一点也不奇怪;海德格尔忽视人类经验主体间性或集体的维度,或者他根本就只关心本己,不关心他者。还有人会觉得他的哲学虽然形式上自成一体,实际上还是不脱德国传统理论哲学的路数,等等。不仅如此,他还遭到他的以实践哲学著称的学生的批评,说他不关心人的实践,或他的哲学缺乏实践哲学的维度。 例如,虽然伽达默尔公开承认他是在听了海德格尔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课后开始追随海德格尔的,但他自己的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概念的吸收却是一反老师那种思辨的方式。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这个重要概念时,海德格尔称赞亚里士多德用独白的推理取代柏拉图喜欢的对话,从而表明语言只是一种看世界的临时中介,这种看最终要把语言弃之不顾。伽达默尔自己则强调要恢复phronesis这个概念的实践智慧的、利他主义的和正当的伦理学内涵。而海德格尔在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中试图通过把sophia(理论生活的德性)置于phronesis之上而把这种内涵降到最小程度。(Gadamer,S.81)在《狄尔泰年鉴》发表曾经一度遗失的海德格尔的报告《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①时,伽达默尔写道:“今天使我吃惊的是,在海德格尔的手稿中,突出的根本不是Phronesis,而是理论生活(bios theoretikos)的德性(aret
),sophia。”(ibid)同样使他吃惊的是海德格尔坚持要洞察秋毫(Durchsichtgmachen),不承认历史与人类命运中的晦暗不明:“从整体上说,最使我吃惊的是占压倒优势的存在论兴趣,它走得如此之远,把对phronesis的分析也包括其中,以至于在这个纲领性著作中ēthos的概念几乎根本没有提到。”(cf.Taminiaux,2002,p.25) 阿伦特虽然也公开说她的《人的条件》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但人们认为她的这部著作是在逐点反驳海德格尔马堡时期对希腊人的解释。海德格尔注重的是理论生活的德性,而阿伦特认为这种沉思的理论生活会抹去修昔底德赞美的政治人(bios politicos)的德性。在给予理论生活优先性时,海德格尔悲叹,由于这种生活献身于沉思自然运动中永恒的东西,它忽视了此在必有一死。海德格尔从一个单独的此在的存在论角度来读《尼各马可伦理学》,阿伦特却强调这部著作反映的是政治生活及其可能性之条件——众多人类共享行为和话语。海德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政治动物”的定义是沉沦的日常共在,而“有理性的动物”(zoon logon echon)的定义通向一个饱满但独自的推理维度。而阿伦特却坚持两者具有同样的地位,拒绝把前者视为属于非本己的常人以及闲谈,后者才能最终见到真理。(cf.Taminiaux,2002,pp.25-26)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问自己,为何不仅伽达默尔和阿伦特,还有汉斯·约纳斯和列奥·斯特劳斯,这些海德格尔的学生都恰恰是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走上了他们各自的实践哲学的道路?(ibid,p.13)一个极端反实践哲学或非实践哲学的哲学家,却会影响他的一批天才学生走向实践哲学?这是怎样的一种影响?为什么这些天才的学生没有一个走上传统理论哲学的道路,追求传统理论哲学的问题?如果海德格尔哲学与实践哲学毫无关系,或没有实践哲学的因素,上述情况是无法想象的。 实际上,说海德格尔哲学是实践哲学也不难找到根据。例如,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此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分为两种:应手的和现成的。(cf.Heidegger,2001,S.66-72.下引海德格尔文献仅注年份和页码)前者比后者更为基本,因为我们总是先在日常生活中与各种事物打交道。这种交道不是纯粹观察和认识的,而是实用的和实践的。事物最先总是作为对我们有某种用处的器具向我们呈现;另一方面,我们不需要先对它们有什么理论认识就已经对它们的(实用)意义有所了解,从而能利用它们。只要我们存在,我们就对它们的(实践)意义有某种把握,海德格尔把这种把握叫做“统观”(Umsicht)。这种统观不像理论认识那样通过努力得来,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只是在我们与事物打交道出现了障碍或挫折时,我们才会去理论地打量事物,即静观地认识事物。此时,事物作为我们的理论认识对象即现成之物(Vorhandenes)出现。我们把它们作为研究的主题,即所谓的主题化,形成各门理论科学。海德格尔此说解构了西方把人与事物的关系首先理解为认识关系、从而理论优先的传统,突出了实践存在的原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