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3)02-0028-07 奥古斯丁虽然用“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交集和分离描述历史的总体进程，其实际论述却复杂得多。奥古斯丁还用许多对称的词汇表达“双城记”，以呈现“双城”的不同侧面，巴比伦和以色列就是其中之一。奥古斯丁是深具历史意识的基督教思想家，也是把历史意识深刻地运用在上帝救赎活动的基督教思想家，地上之城(巴比伦和罗马)的历史与基督徒及其团体(教会)的经验息息相关。他检视留在人们意识中的这些经验的印记，及它们与“上帝之城”的记忆关系，显示上帝之城之于世俗历史的批评性指引。奥古斯丁使用春秋笔法描述“双城记”，细微地分辨地上之城的历史的混居形式。地上之城的真实性既在于它的“肉身”，即由它自身的经验所构成的记忆内容，也在于它是上帝所降临的惩罚，即没有永久和平的悲惨的世间。在面向地上之城的进程中，透过民族史和世界史的交集上帝之城映现经验的救赎的自识，地上之城证成它与神圣历史的深刻关联。地上之城最初以民族史的形式展开上帝经世的奥秘，并逐渐地宣称出世界历史的属性。地上之城和天上之城的交集最初映现为不同民族所内含的世界历史意识，映现为它自身与神圣历史的言说的位格关系，而以色列历史的真实性成为上帝历史的清晰肉身。在以色列之后，基督教会成为上帝之城的见证，并且更加清楚地显示了以色列民族因着它自身的种族特征而遮蔽的上帝之光，因此，真正的世界历史开始于基督教会。 《上帝之城》第十八卷看似采用平行的文化比较的叙事模式，比较瓦罗所记载的古代世俗历史与圣经所呈现的以色列民族志，却有深意蕴含其中，把不同的民族历史织入世界历史之中，把地上之城的历史所遮盖的意识织入上帝之城的智慧形态，肉身的历史真实性透过奥古斯丁的高明的修辞手法成为上帝之城的身内之身。奥古斯丁在亚述帝国、希腊城邦、埃及帝国、罗马共和国(帝国)的历史与圣经中嵌入一条特殊的金线，以之为叙述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所交集的视野，在援引圣经文献叙述以色列历史时，以世界历史意识叙述以色列的民族史，又以世界历史意识展现出民族志的事件的世界性形态(巴比伦和罗马)。“地上之城”从来都是世界历史意识之下的“城”，是因“城”而历史，因共同体属性的差别而为历史。历史的“世界性”乃是透过上帝的世纪才真正地得以显示，“世界性”成了上帝之城的“历史之眼”。第十八卷的世界历史意识透过“城”的深度诠释得到充分表达，“世界性”以及透过世界性所构成的“审判”成为基督教历史观的内在意识。 《上帝之城》第十八卷以“真以色列人”为世界历史意识的核心，并构成其对世界历史阐释的内在线索，并落实在基督教历史观的普遍意识。“真以色列人”构成历史的世界性维度，即任何民族史都只是世界史的一个层面，也构成历史的救赎维度。只有在普遍历史的观念中，民族的救赎或者群体的救赎才是真实的信仰，是一个群体或者个体得蒙救赎的记号，才能显示出民族的个体或者个体的个体乃是复数形式，显示出历史及其所渴望的自我更新的确据在于自我意识的群体性。奥古斯丁从先知书中所释读出来的真以色列人的世界性成为历史就是救赎史的经学依据。奥古斯丁以世界性为历史的终末性，以世界性作为上帝之城向着“地上之城”的审判宣告，以世界性表达上帝之城已经降临于地上之城，使上帝之城成为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生活中的“永恒之城”。奥古斯丁将保罗以来人们生活在冲突图景中的柏拉图式的宇宙图景切换成斯多亚式的基于人类生存经验的身体经验，使得个体展示出其自我的复数形式，并使得自我的复数形式的完整性显示为得蒙救赎的确据，成为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分离的确据，基督教会则成为这个以人类自身的经验感知表达上帝的肉身的金线。 一 历史是由记忆所构成的事件的呈现，是过往经验的印象的联结，是所发生的事情的言述，以及基于讲述而得以再现的知识。历史的编订者和研究者也总是把所谓的历史还原为记忆的方式，历史因记忆而是昔在，因记忆的特性而成为今在的呈现，因记忆的期待而是将在的保证。历史观念一方面是历史学家对记忆方式的理解所致，另一方面也受历史所呈现的对象的限制，例如民族史常会成为民族志。古代历史学家确是常以民族志的写作呈现事情和事件的身份，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李维、塔西陀和旧约作者都概莫能外，他们以昔在确定今在，以已经成为习俗的叙事平衡将来挑战的脆弱性。 《上帝之城》虽然不是历史著作，却是提供了历史观的作品，还把它的历史观用于评论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上帝之城》的历史观确实沿袭了某种民族志的方式，呈现一种基督徒作为上帝的族裔的记忆形态，然而更重要的是奥古斯丁在历史的事实之下发现关于事实的记忆，而正是这关键的一步使得所谓的事实析出种种隐喻，历史也由此愈显丰富的寓意以及基督徒视为终生之旅程的定向。历史之为记忆及更新的进程包含着远比历史作为单纯的事实丰富得多的隐喻，而与奥古斯丁的寓意解经原则呼应。寓意解经法是早期教父普遍使用的释经手法，然而早期教父们使用寓意解经法却是要抛离历史的形态，他们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使得圣经的解释尤其是旧约的解释更接近于柏拉图的宇宙论系统，视信仰为非历史的灵意旅行。奥古斯丁的释经虽也有明晰的灵意指向，然而他同时受斯多亚主义影响而对意义的历史形像有着非凡的喜爱。《上帝之城》没有采用柏拉图主义的方式呈现上帝在记忆中的降临，而是以斯多亚主义的历史意识细数上帝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和事件的身份。如果说斯多亚主义把所谓的历史看成是神意呈现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过程，那么历史在事实之中的隐喻就成为事实作为身份的符号特性，最终使得事实和事情成为奥古斯丁历史神学的符号学编制[1]16。《上帝之城》是一部深具民族志意识的神学著作，这种神学就是确定历史在基督教观念下的真实性，确定基督教框架下的历史乃是真正有效地呈现了事实的记忆方式。奥古斯丁虽然视历史为神意的隐喻[2]48，然而也持守发生的历史的实体性，而没有使用主观性的解释[1]15。作为事实的历史原本也内蕴隐喻的丰富性，历史就不单纯是犹太民族的民族志，而是上帝族裔的民族志，是上帝自身所亲证的历史；由于圣经文字的真实性，犹太民族的历史还是上帝的历史被证成为世界历史得以开展的无可置疑的肉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