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3)02－0015－10 根据众多学者尤其是瓦尔特·慕里(Walter Müri)的考证，[1](S.152－168)“辩证法”(dialektike)一词是从柏拉图开始才成为一个专门术语的。这个起源于“语言”(dialektos)的词语在柏拉图那里演变为一种独特的交谈方式，即“辩证行为”(dialegesthai)。通过辩证行为，参与对话的人审查、批驳、论证自己的和对方的观点，以达到一个更高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对话双方的地位和功能是不同的。其中一方只能回答对方的提问，而提问者主导着整个讨论的进程。至于谁来回答，谁来提问，这不是随意的。提问者必须是那个“真正掌握问答法的人”，即“辩证法家”。辩证法家是不可战胜的引导者，与之对话的人是被引导者。[2](S.20ff)就像康拉德·盖瑟尔(Konrad Gaiser)和托马斯·斯勒扎克(Thomas A.Szlezák)反复强调的那样，柏拉图制定的问答过程并不是针对各种随意的看法进行评论，更不是以达成对话各方相互的“谅解”或“一致”(Konsens)为目标——这个在当今语境中颇受追捧的概念并不符合柏拉图探求真理的方式。参与对话的人必须承认辩证法家的优越地位。[3](S.180－181)对此盖瑟尔指出：“在柏拉图那里，辩证法家的优越地位不是仅仅由于他掌握了一种方法，而是首要在于他能够借助于自己的知识和另外一些更好的前提去探寻真正的‘善’，并且能够确保辩证方法始终指向这个目标。”[3](S.184) 因此，尽管有着表面上的相似性，但“真正的问答法”和能言善辩的修辞学在本质上是两回事。比如，我们通过《普罗泰戈拉》得知，普罗泰戈拉虽然口才非常好，既能讲“故事”也能讲“道理”(mython kai logon)，但他的软肋在于他只适合长篇大论的说话方式。(328c)对此苏格拉底指出，长篇大论虽然很精彩，但是单靠它们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人们从这些发言里面询问更多的东西，那么它们就和书本一样，既不能进一步回答，也不能向自己提问。①好在普罗泰戈拉本人在场，可以对自己的发言提供“帮助”，②因此苏格拉底通过向普罗泰戈拉提问“什么是‘德行’”，迫使普罗泰戈拉作为回答一方进入到问答程序里面。在这个典型的苏格拉底式的“求定义”的问答过程中，普罗泰戈拉感到很不适应，他刚开始还强撑着迎战，后来干脆拒绝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同样打算终止对话，因为真正的“引导谈话”和“闲聊”完全是两码事。经过在场多人的劝解，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继续进行对话，只不过这次是由普罗泰戈拉来提问，苏格拉底负责回答。然而随后的实际进程再度表明，普罗泰戈拉并没有掌握问答法的要领，他对于古代诗歌的诠释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自问自答的情况，根本没有发挥“引导谈话”的作用，而这样的结果是，原本作为回答方的苏格拉底在不知不觉中重新担当起提问者的角色，把讨论的问题导回到对于“德行”本身的追问，最终得出了“德行即真知”的结论。(340b－361c) 另一方面，有些看上去很擅长“问答法”的人，其实只是在诡辩，和“辩证法”也是不相干的。为了展示二者之间的差别，柏拉图在《尤叙德谟》中对通常的诡辩术和“真正的问答法”进行了一场生动的对比。职业智者尤叙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兄弟俩宣称自己是“无所不知的人”，而且他们最擅长的本领是“以最好和最快的方式把德行传授给每一个人”。(273d)作为示范，尤叙德谟和贵族青年克雷尼亚进行了一番对话，而他在这里同样采用了问答法。尤叙德谟首先提问：“有知识的人和无知的人，谁在学习呢？”当克雷尼亚认为是前者时，尤叙德谟指出，有知识的人既然已经有了知识，就不需要再追求知识，所以应该是无知的人才学习。而当克雷尼亚接受这个结论时，立即又被告知，“无知的人”(amathes)本身就和“学习”(manthanein)相矛盾，因此应该是有知识的人才学习。(276a－b)这时苏格拉底站出来介入对话，指出尤叙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两兄弟只是通过玩弄词藻(借助于词语的多义性)来哗众取宠，好比给人一把椅子，然后在别人坐下去的时候突然把椅子抽走让人摔倒，博取满堂欢笑。但是这一切毕竟是取乐而已，并不能教人智慧和德行！在这里，苏格拉底和克雷尼亚进行了一番对话，以便示范真正的“问答”应当是怎样的。这番对话从“每个人都希望幸福”这一命题出发，过渡到“获得什么才是幸福”这一问题，然后在“财富、健康、高贵的出身、权力、名望、节制、公正、勇敢、智慧”等善或好的东西里面寻找“最大的善”。(279a－d)经过一番讨论，苏格拉底使克雷尼亚认识到：“智慧使人们在任何事物那里都获得幸福。”(280a)要想获得、保有、正确地使用各种“好东西”或“善”，必须依赖于智慧(sophia)、真知(episteme)、知识(phronesis)、理性(nous)等等，③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幸福。(281a－e)在这样示范了真正的“问答法”之后，苏格拉底并没有继续下去，而是把提问者的角色转交给职业智者兄弟俩，让他们来引导谈话。然而尤叙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两兄弟不愿也不能学习苏格拉底的问答法，他们继续玩弄诡辩游戏，甚至激怒了克雷尼亚的男朋友克特希波，后者加入谈话和狄奥尼索多罗进行争吵，但同样被职业智者利用“说假话是可能的吗”、“现实中存在着矛盾吗”之类问题耍得团团转。(283e－286b)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第二次介入对话，要求克特希波(实际上是要求尤叙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两兄弟)学习“我是怎么和人对话的”。于是苏格拉底又和克雷尼亚一起从通常的知识或技艺考察到“政治技艺”，而在真正的问答法的引导下，克雷尼亚很快就领悟了苏格拉底强调的观点。遗憾的是，一旦苏格拉底把对话的主导权转交给尤叙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两兄弟，整个对话就重新进入到职业智者玩弄诡辩问答法的表演时间。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深深影响了在座诸位，尤其是那个和他们吵得最厉害的克特希波，因为后者恰恰在争吵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模仿职业智者兄弟俩的诡辩方式，而这恰恰是一个严重的危险。(303b－e)我们看到，在这整场对话中，苏格拉底虽然“两进两出”，以真正的问答法引导众人向着真知努力，但职业智者的诡辩问答法对于普通年轻人却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一方面只能对尤叙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两兄弟的“智慧”敬谢不敏；另一方面必然对自己掌握的真知予以保留，以所谓的“困窘”(aporian)摆脱无知的职业智者和无知的群众之间的无聊的闲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