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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试图在意志现象学基础上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形式实践学。他批判地继承了布伦塔诺的形式命令法则，揭示出，意志在实践选择中遵循的普遍法则是：“做你能达到的最高善”，它建立在形式价值论基础上。意志是一种实践可能性行为。作为意志追求目标的最高善是建立在“实践可能性”基础上的，它通过意志明察来实现。由此胡塞尔批判了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论。
hle das Beste unter dem Erreichbaren!)因此，这将是唯一与之相符的回答。”① 胡塞尔对善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布伦塔诺的这一思路，尤其是其前期形式实践学的思想。形式实践学是胡塞尔在实践理性和逻辑理性之间进行类比的思想体现。他以逻辑学为范本，把逻辑学的形式法则和逻辑学追求的目标应用到伦理学领域。逻辑学中的明见性在伦理学中同样存在。逻辑学中存在先天的判断形式，与此相应，伦理学中存在先天的意志法则。他认为，在意志领域存在与逻辑学中相类似的命题。判断领域中存在的形式法则与意志形式的应当法则相平行。逻辑学的判断命题体现为：“它是”；而意志领域表现为一种决定的行为，它的基本命题形式是“它应当是”。意志命题典型地体现出“应当是”的特征。形式实践的最高善不是在质料意义上理解的最高善，不是经验世界的具体善，而是形式意义上的最高价值。这种最高价值的选择是根据形式价值法则进行选择的。也就是说，形式实践学根据理性形式，进而提出相应的形式选择的法则。形式实践学探讨对最高善的选择所要遵循的形式法则，它集中体现于“做你能达到的最高善”这一形式命令中。胡塞尔把最高善理解为意志实现的最高价值，突出善的实现与意志之间的关系，认为善的实现以实践可能性的意志为基础。他首先对意志本身进行现象学分析②，认为意志本身是指向现实的实践意向性行为。“我应当做什么”是由“实践我能”的意志来规定的，即“应当”是由“我能”决定的。“什么是实践可能性?实践可能性不需要为任何其它东西存在，它本质上关系到意志能力的主体。……实践可能性的客体本质上是与主体联结在一起的。”③在《观念Ⅱ》中，胡塞尔从意志意向性结构详细讨论了“实践我能”的内涵。他指出，“我能这个意识关系到我的一种中心行为。”④“我能”是我的一种能力，是存在于我的意识范围内的一种实践可能性，只有在实践可能性中(理论上的可能性是另外一回事)，意志才能成为主题。我面前不能意识到的东西和超出我的能力之外的作用范围，就不属于“实践我能”，我的意志也就不能有所求。就“能”本身而言，它是在实践意义上说的。也就是说，倘若意志自身有它的意志客体，倘若它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那么意志主体的执行本身对我来说就是实践可能性。⑤我的意志追求必然以“我能做”为前提。“我能做”的意识体现为：我确定能做，我极可能能做，我也许能做，也许不能做。在意志中，“我能”就是素朴本源的意志。也就是说，“我能”是意志的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意志作为实践行为的一个基本标志。 意志作为实践意向性行为，它不仅具有实践可能性的主体特征，而且具有指向实践对象的客体特征，这是意志作为实践意向性行为的内在要求。实践意向性行为本身强调实践的主体和实践目标的客体的统一，而不是强调一个方面。“意志指向的是实践的善。”⑥“实践中的善”即“实践中应当存在的对象”，它就是价值。任何“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先天地关系到实践价值的领域。但是，在实践价值的领域也存在各种可能性，即有各种价值，如何在这些价值中进行选择呢?胡塞尔认为，在选择各种实践善时，有一种先天的价值等级秩序，人们可以根据价值等级和价值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以及相关法则来选择，在这些相关法则中发挥突出作用的是价值的比较和吸收原则。价值之间的吸收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它体现为：“比较善吸收善，最善吸收所有其它的善。”这意味着，吸收原则中包含着价值的比较原则，价值之间存在着高低大小的等级秩序。通过价值的比较原则和吸收法则而得出最高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