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2.233 文献标识码：A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哲学价值取向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此为后人所熟知，在以“好生活”(良善生活)为主要目的实践哲学领域也是如此。柏拉图不仅强调理念世界的至高无上，在实践哲学领域也强调哲学家的智慧的统帅作用，与之相比，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更强调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主义立场和视角的重要性，这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为首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古典学者玛莎·纳斯鲍姆在她的成名作《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中以“运气”(tuche)对“好生活”的影响为主线，探讨了希腊悲剧、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她细致严密地思考了亚里士多德为经验生活及其意义进行辩护的主要理据，对亚里士多德进行了精彩的申辩。笔者此文意图从纳斯鲍姆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思想及其相关问题的护卫与论述出发，思索亚里士多德式的“好生活”对于实践哲学的意义。 “拯救生活”与“拯救现象” 什么是好生活，人类的好生活是否具有不受外界因素影响的“自足”的特性?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有着根本的分歧。纳斯鲍姆拈出“运气”这一概念来指代人类无法预期、无法控制其发生，但又对好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一切事件，包括人的偶然性、局限性、人的有死性、重大的灾难等不可抗拒的因素。在运气的影响之下，好生活遭到威胁，显示出自身的脆弱性。如何评估运气在好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对待这种脆弱性之于伦理行为的意义，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柏拉图理念论的角度看来，运气与脆弱性不过是至善的缺乏，人的好生活应该尽力避免运气的影响，保留理性的自足性成为其伦理学的核心取向。而亚里士多德则重视人的有限性，认为人不可能脱离有限性而生存。纳斯鲍姆比较认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对亚里士多德的“善与运气”观和实践智慧思想的辩护放在全书的后半部分加以辩护。“人类繁荣很容易受到运气的影响，这是后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从未怀疑过的一个核心主题。”①纳斯鲍姆把eudaimonia词翻译为人类繁荣，此概念一般都翻译成“幸福”，晚近的研究者则多采用“人类繁荣”这种翻译②。这种翻译特别着重于经验生活中的杂多的幸福，及其伦理意义。这一点和柏拉图有着明显的差别。在哲学观方面，更能够体现这种差别。 柏拉图持有一种“拯救生活”的哲学观，哲学的任务就要成为拯救生活的技艺，通过这种技艺，人类就能够超越日常的人类状况而产生决定性的进步③。按照柏拉图的看法，数学和科学推理具有最高的稳定性，其目的在于真理。柏拉图追求的是那种“彻底的、坚决的、完美的和自足的人类生活”④。柏拉图推崇数学和科学，因为他们具有最高的稳定性，他表达了“人类征服境遇”的雄心。同样，其伦理学的目标也是追求完美意义的精神的“自足”，所以显得特别“不食人间烟火”。纳斯鲍姆也称这种哲学观为“神目观”，即以完美的神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一切。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和伦理学则是以“拯救现象”作为其重要特点。纳斯鲍姆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对自己方法的说明：“首先要摆出现象并指出疑难所在”，然后来证明我们所持有的意见或信念都是真的，至少要证明大部分权威的东西都为真⑤。从这个表述出发，纳斯鲍姆分析了亚里士多德拯救现象的内涵。“现象”即包括被观察到的资料，也指我们的日常信念。拯救现象的方法，即“完全诉诸人类经验的材料，并把它们当作方法的限度”⑥。 纳斯鲍姆将亚里士多德的“拯救现象”方法进一步地进行了分析。首先，哲学家要摆出的现象在每个领域内是不同的，但亚里士多德主要关心的是人的经验世界。在伦理立场上，亚里士多德的现象观代表了一种“伦理的人类中心论”。这样就离开了柏拉图式的“神目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现象给人造成种种难题和困境，“运气”显然是这些现象和困境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某一语境下，运气就是这些难题和困境的代名词。亚里士多德用经验反对柏拉图主义的“形式”概念，他主张现象和真理并非对立地处于两个世界，只有在现象的圈子里，我们才能有真理。纳斯鲍姆主张，亚里士多德表达了一种实在论观点⑦。从此出发，亚里士多德拒绝柏拉图主义从现象之外寻找一个绝对超然的理念世界，认为这既是徒劳的，也是对人类尊严的蔑视。纳斯鲍姆引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句话“所有人天生都渴望理解”，提请读者注意这句话中包含的经验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的逻辑。在她看来，理解世界的欲望会导致柏拉图式的世界观，但却可能因此忽视了日常生活，亚里士多德正好能够弥补这种缺陷。这也就是回归现象的好处⑧。 纳斯鲍姆区分了亚里士多德的“现象方法”的两重任务：肯定的、正面的(positive)任务和否定的、负面的(negative)任务。后者指“摧毁纸糊的房屋”，即摧毁虚幻的柏拉图式的宏大结构，而保留具体的、经验世界中的意义结构；前者则指正面的教化(paideia)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教化，就是在“火炉旁”的日常生活境遇中，在“有序和无序、雄心和放弃、过度和不及、超人和纯粹动物”的来回摆动之中寻找中庸之道。这两重任务互相依存，显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特征。在他看来，在现象中的真理，就是人们所必须面对的一切，想要超出现象，结果只能适得其反⑩。熟悉柏拉图或康德式道德哲学的人，初次阅读《尼各马可伦理学》可能会有一种不适应感，和前两者超凡脱俗、以简驭繁的气质相比，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令人感觉到内容细微、杂多而琐碎，不那么体系严整而有条理。这也许就是“拯救经验”的道德哲学观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