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1-0055-11 以往讨论柏拉图的诗与哲学之争，有两个基本倾向，其一是将这个问题凝固化，使其显得像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而不是古希腊文化本身变迁的结果。其二是将这个问题仅仅局限在柏拉图文艺思想，而不与其关于美的界定关联起来思考。前者失去了考察从柏拉图的诗哲之争所深深显示的古希腊文化话语变迁维度，后者则使我们不能回答一种把美置于最高地位的哲学为什么会排斥诗这个问题。就后者而言，美的概念频繁出现于柏拉图对话中，美的概念第一次被如此清晰地与诸如具体的美的事物、适用、恰当等严格区别了开来，并且占据着与正义、善、知识等同等重要的位置而被置于了哲学思考的语境中。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古希腊人对美的体验以及由此发展的对美的思考，到柏拉图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纯粹的美的概念。但是，恰恰是将美的概念置于如此重要地位并如此清晰厘清美的概念的柏拉图，却在他的《理想国》中给予了诗和艺术以最严肃的诋毁。与此同时，爱若斯理论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爱若斯是作为“爱智慧”的哲学的根基，“爱”美也是“爱智慧”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但“爱”美的理念为什么就不是“爱”诗呢?这之间有一种值得分析的矛盾。这个矛盾或许能够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柏拉图思想中涉及直观的话语逻辑。本文试图从这三个方面探讨围绕在柏拉图诗哲之争所显示的话语机制：理智直观与诗性直观之间的对立，以及理智直观对诗性直观的校正。 一、古希腊文化从神话向哲学的转换：诗哲之争的历史话语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诗人从城邦中驱逐出去的理由，总括起来大致有三种：道德的、宗教的和哲学的。道德方面，主要是诗对听众的不道德影响，这涉及诗以及其他艺术只提供感官的快乐、刺激情欲、败坏年轻人等。宗教方面，则主要涉及以往的诗如荷马的史诗对神的描写不够虔敬，描写了神的情欲、坏脾气和不道德的作为。而哲学方面的则最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导致了诗人在城邦中的被驱逐的命运。而哲学方面的理由，则主要涉及诗和艺术的模仿性质。就作为模仿者的诗人而言，在柏拉图看来是无知的，他甚至不如低贱的手工匠人那样还有制作的技艺知识，从事模仿的诗人什么都不知道，尽管他可以把对象模仿得天花乱坠。就模仿本身而言，柏拉图认为诗的模仿与理念的真实界隔着三层，它不能给城邦带来任何知识上的教益，也不能帮助人们认识真理。因此，柏拉图从哲学上对诗的指责，表面上看来，是由于诗的模仿性质，其实更重要的可以归结为诗与真理无关，也与理念的知识无关。重要的是，柏拉图对诗的道德、宗教和哲学的指责，是被纳入到城邦政治的考量之中的。那么为什么《理想国》这部讨论城邦政治的著作，却始终贯穿着对诗的清算呢? 柏拉图揭橥的诗哲之争，实际上涉及谁掌握言说真理的权力的斗争。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十中明确指出，“哲学与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Republic，607b)①。那么这个“古已有之”能“古”到什么时候呢?显然，这里所谓的“古”是不能古于哲学本身的形成。在古希腊，智慧与作为爱智慧的哲学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荷马两部史诗中的奥德修斯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但他不是哲学家。把智慧当做知识看待，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前后古希腊出现了一种知识人(the intellectual)或理论人(theoretical man)的结果。这就是哲学家。苏格拉底本人就自称是哲学家。这种人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是“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的人(485b)。②这种新崛起的哲学家不同于常人，也不同于神话家、旧风格的神学家、诗人和智者。哲学家倾向于信仰自身显露的事物本身，并将他们的信仰、行动和生活与事物本身契合起来，而非屈从于传统观念或流俗观点的人。③智慧作为知识的形成和崛起及其自觉，恰恰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前后的事情。对此，海德格尔分析说：“自柏拉图以来，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思考便成了‘哲学’，因为这种思考乃是一种对‘理念’的仰视。而这种首先从柏拉图发端的‘哲学’，此后便具有了后人所谓的‘形而上学’的特征。”④但也恰恰是这种智慧从传统的经验和神话的维度向知识和真理维度的转换，才是意味深长的。这种知识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形成，意味着古希腊文化的言说者从此前的诗人、悲剧家和巫师们的手上转向了纯粹进行知识生产的哲学家手上。这些知识人，也就是将古老的智慧转向知识的哲学家，才会对“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在管理人们生活和教育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他，我们应当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全部生活”(Republic，607e)的这一当时习惯的历史认识，抱以尖锐的批判立场。也正是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换的意义上，爆发了诗与哲学之争。对此，接着柏拉图强调说：“这场斗争是重大的。其重要性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它是决定一个人善恶的关键。因此，不能让荣誉、财富、权力，也不能让诗歌诱使我们漫不经心地对待正义和一切美德。”(Republic，608b)⑤ 从这一重大转换出发，我们可以把握诗哲之争的核心，就是知识与想象、真理与说服、理性与感性、推论与模仿的斗争。这一争论不仅涉及古希腊文化从神话-巫术世界向一个理性世界的转换，也意味着一场古代的文化政治革命。对于柏拉图来说，这不仅是从神话-巫术的想象解释的世界，向理性知识的世界转换的思想革命，也关涉到城邦政治是依赖于政治家的巧舌如簧，还是依赖于普遍的正义和真理以形成正义的政治秩序的问题。因此，当柏拉图说“这场斗争是重大的。其重要性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时，柏拉图可能比当时的任何人都意识到了诗哲之争所蕴涵的历史和思想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也正是在这一文化、思想和历史的变革的维度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柏拉图对话中针对智者派、针对修辞术以及传统诗歌、艺术所做的一系列严肃而认真的清算的含义，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在《理想国》这样一部关于城邦政治的对话中，自始至终都纠结着对自荷马以来的史诗、悲剧和神话的希腊文化传统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