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的基本立场首先是反本质主义以及反基础主义的。Stanley Fish将当代西方有关“基础的和反基础的思想”的争论追溯到古希腊，并认为“整个西方思想史都可以被视为这一争论的历史”，当代的争论只不过是对古希腊的争论的重播，甚至于其用语都是在“柏拉图的对话与智者的雄辩中发现的”①。如果说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都是对巴门尼德提出的观点——实在拥有不变的结构，人类理性能够认识并传授这些结构——的回应，那么智者的雄辩则为反基础主义奠定了基本信念：无物存在，即使存在也不可认识，即使可认识也不可表述和传达。这一信念更彰显在后现代论者关于实在、知识与语言观的基调中。 不过在利奥塔看来，与其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对巴门尼德的回应，不如说他们回应的其实是智者的思辨，是智者对巴门尼德所代表的那种基础主义或者说实在观念的摧毁直接催生了柏拉图重建实在的工作，并延续在之后的整个西方对实在的理解方式中。于是，利奥塔对实在的考察，便从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时期开始②。 一、muthos：ontology的原始言说 利奥塔认为，在西方思想之开端处，存在着一种最原初的对实在的理解方式，即实在是一种被给予的东西，世界有一个本质，而人们可以对它进行直接的领会。这种理解方式集中体现在巴门尼德的诗的风格中。 在巴门尼德用六韵部写成的诗篇《论自然》中，利奥塔最为关注的是两句话③：其一，“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④；其二，“我(女神——引者注)将告诉你，请你倾听并牢记心底”⑤。在巴门尼德这里，言、思、在是同一的，能够被言说、被思维的，就能够“是”起来。存在者存在，不能不存在，与此同时，话语忠实地报告、叙述、呈现存在者。然而，这一真理却不是巴门尼德的发现，而是女神的传授。因此巴门尼德的诗，是女神的言说，出自女神之口，为巴门尼德所谛听并记录。而女神告诉巴门尼德的，便是有关存在的真理，这一真理便是：“作为述说、作为思维一定是存在的东西”⑥。女神的这一言说指涉一个序列，女神的言说本身在综合这个序列的同时，又作为这一序列的一部分而进入综合，即“作为述说、作为思维一定是存在的东西”这一陈述本身“作为述说”，因而“一定是存在的东西”。这是一种自我指涉、自我参照的言说，是一种自证、自明的言说，被利奥塔称之为“灵性的短语”(demonic phrase)⑦，而由“灵性的短语”所构成的诗的类型，展现了一种话语、阐述的揭示性模式。 Crome认为利奥塔的“灵性的短语”即为“神圣的短语”。这一短语具有三个重要特性：其一，是具有“神性维度”，它是女神的言说；其二，它本质上是一种揭示性、显示性的，其真理是一种被揭示的真理。巴门尼德的诗所展现的神圣的短语就是女神揭示给巴门尼德的东西，或者说，是在诗中记录下的女神的muthos，即一种“通过口述言词传达出的任何东西”⑧，这个muthos就是真理与事实⑨，从而就是知识本身。这一知识是自我揭示、自我敞开、自我给予的，即它是存在、神、在场的直接地自我展示。话语是存在陈述自身的话语，存在在其中使自身公开，“借助所谈的东西把所涉的东西公开出来，从而使他人也能够通达所涉的东西”⑩，它是ontology的原始的言说。因此，诗歌具有神圣性，神圣性就在于揭示性，揭示性就是自我展示(show)，自我展示，就是神的言说的本质，它最为真实，构成真理。 “灵性短语”的第三个特征在于它对接受者的影响。女神的话传达给巴门尼德，或者通过巴门尼德传诸世人，它所引发的反应，不是巴门尼德或世人的回答：我同意或我不同意，是或否，等等，而是接受者的沉默，一种准-短语，即“沉默的情感”(TD：21)(11)。这种沉默是一种“眩晕”，自我的遗忘，仿佛瞬间与神相通，被神灵附体，因此它意味着对神的无条件地接受和服从。这种灵性的短语因其神圣性和揭示性而具有强大的力量，令人无法抗拒或违背。 从利奥塔的语用学层面看，诗、“存在论”(ontology)的话语类型(12)中，所指同时就是说话者，而接受者(人)，并不与神处于平等地位，可以与神对话或质疑神的言说，他仅仅是倾听、接纳、记录。只有倾听、接纳了神的话语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说话者，但他并非是作为作者的说话者，而仅仅是神-话的传达者。因此“存在论”类型的短语，首先是一种接受性的短语。言说和思考存在的人，是从别处(如诸神)获得有关存在的言说，获得女神馈赠于他的实在，他首先是接受者，是抄写员，并因此就是一个证人(TD：20)。存在论就是一种独白陈述的类型，如同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所阐述的叙事知识，它通过传递的语用学获得合法性，而不是借助于辩论和证据(13)。 二、ontology的退隐及logology的肇始 人们于muthos中直接通达实在，实在是被给予的。实在的这一被给予性，来自于女神的恩赐，来自于存在于语言中直接的自我公开。然而，这一被给予性却被高尔吉亚摧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