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解构在其存在之思中具有重要地位，而讨论他的形而上学解构，①不能回避此一解构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诚然，从内容上看，“神学问题在海德格尔的整体思想中似乎并不具有一种优先地位。他很少公开地言说信仰和神学，除了他那些仅仅构成直接贡献于本质上完全不同的问题的评论或论文之部分的有关信仰和神学的反思”②，以至于海德格尔的神学问题经常“被处理为一种补遗，一种悬挂在他的研究工作经纬之边缘的丝线”③。但是，伴随着对其思想研究的深入和扩展，人们越来越明确地感受到，自始至终，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宗教和神学问题都是深深地纠缠在一起的。就形而上学之解构这一论题而言，海德格尔与神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大方面：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来源；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向度；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意义。 一、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来源 提到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来源这一论题，人们通常首先会想到海德格尔那传奇性的个体神学经历。个体性的传记资料对于推进我们的论题固然重要，但是，从根本上我们更倾向于瞄准他本人相关的言论和文本。众所周知，在高中阶段到大学教职资格论文《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学说》(1916)期间，海德格尔一直从事新经院主义方面的训练和研究。而到了1917年前后，伴随内心信仰上的改宗，他的学术志趣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亦即中断了新经院主义的研究，从思想的逻辑形式及其基础转向作为历史现象的实际性生活经验，从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转向实际性的诠释学。关于这种转向的内在机缘，海德格尔在1919年写给年轻的天主教神父克雷伯斯(Engelbert Krebs)的一封信中讲道：“对我而言，伴随着历史知识的增长延展而来的认识上的洞见，天主教体系而非基督教和形而上学[后者在一种新的意义上仍是真实的]成为有问题的、不可接受的。”④根据这种自我解释，正是基于对体系性的中世纪经院主义神学的不满，他转向了对早期基督教团契的生活经验的关注。这种转向的过程及其成果主要体现于被称作“宗教课程”的一系列讲稿：《宗教现象学导论》(1920-1921年冬季学期)、《奥古斯丁和新柏拉图主义》(1921年夏季学期)以及未能如期公开讲授的《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哲学基础》(1919-1920年冬季学期)。 面对这种转向，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体系的天主教神学的何种缺失或弊病引起了青年哲学家的失望和不满?海德格尔在《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哲学基础》的补充笔记中写道： 在强大的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的理论化亚里士多德之存在的形而上学以及它对柏拉图那里价值问题的彻底消除和误识——这在中世纪的经院主义中被更新——中，理论的主导性已经潜在地出现了，以至于在中世纪基督教经验世界的总体性中，经院主义严重威胁到宗教生活的直接性，支持神学和教义而忘却了宗教。并且在基督教早期，这些教义对教会法的组织和教令发挥着一种理论化、教理宣传的影响。诸如神秘主义之类东西的涌现要被理解为一种基本的反向运动。⑤ 宗教生活作为一种典型的一般生活并不是一种理论的姿态，也不能作为理论化主体的客体而被充分把握，中世纪经院主义恰恰大肆利用来自希腊的概念规范或钳制活生生的基督教生活经验。与此同时，在这里也不难发现海德格尔对于同这种基督教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中世纪神秘主义之定位的细微转换。在《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学说》结束部分，他已经多少注意到与中世纪传统中逻辑的方面相对的活生生的一面，即中世纪的生活经验——譬如灵魂对上帝的那种丰富而不可把握的关系，并且把中世纪道德神学和神秘主义——譬如埃克哈特大师的神秘主义——看作中世纪经院主义的另一侧面，但现在他认识到，这种倾向并不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或漫不经心的“侧面”，恰恰是反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科学或哲学的异质入侵、恢复真正的原始基督教之立足点的革新力量。⑥ 基于这种崭新认识，海德格尔在《宗教现象学导论》第一部分一般性地探讨了存在论和方法论的问题，第二部分集则中讨论保罗致迦拉太人的书信、致科林斯人的书信以及致贴撒罗尼迦人的两封书信，力图揭示原始基督教的个体“自我世界”和“契机性”(kairological)时间的源始经验，进而在现象学的存在论中探讨这些现象的普遍意义——究极而言，对早期基督教生活经验的分析，并不在于恢复到这种过去了的生活，而是通过现象学的先验分析为这种经验的可能性揭示形式条件。因为，对他来说，从根本上看，这种可能性也能够在非基督教的经验模式(例如古希腊的伦理生活)中实现出来。 在“自我世界”问题上，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在这里就是宗教现象学——作为对实际性生活的反思和描述，目标不在于从已经深深卷入世界的主观性中反思自我从而竭力成为客观性的——这是科学的模式，而是要把自我从日常世间生活的平庸性中惊醒过来并充分认识到它的困难和挑战。那种试图对抗这种历史性生存之不安的努力正是追求科学的客观性之内在动力，然而，这种诉求的代价就是不可避免地堵塞了接近事物本身即实际性生活的路径。在“契机性”时间问题上，他详细分析了瞬间时刻(Augenblick)内的基督再临概念，阐述了信徒／上帝的意向性关系如何引发了本真的契机性时间，并且比较了本真的契机性时间与编年体时间即推理性时间、计算性时间：编年体时间仅仅是那些预先通过将其客观化、表象化并计算为一种已经可达及、可确定的年代的事件而等待或期望上帝再临的人的时间。这种时间尤其发生于对最后日子之再临的末世学的、千禧年主义的和天启性的推算、想像和预言之中。人们在编年体时间中寻求的乃是规避畏惧与不安，进入由可以观察和指望的客观现成在手之实在而来的某种安宁与欣慰状态。海德格尔表明，保罗的基督再临概念及其所植根于其中的契机性时间观念深刻区分于这样一种大行其道的流俗时间观：悬在生活之上的东西乃是那种攸关性命而又不可支配的忽然性和突发性，具有此一根本特征的“契机”(Kairos)把实际性生活置于一种未来的威胁之中，或者说它本身属于生命不能被客观化的实行历史(Vollzugsgeschichte)。面对如此处境，一种实际性生活必须保持警醒或者说就是一种警醒，要在每一“瞬间”都保持朝向上帝的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