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再次实现改革的突破？ 2.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不改革，就被改革” 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政府只有代表公共利益才能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4.专访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国企进退，先制定规则” 5.工商联等三党派提案：打破行业垄断 6.辜胜阻：实体经济面临高成本、高税费两头挤压 7.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医改应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8.专访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资源价格改革可为突破口 9.蔡继明：土改不能永久等待 如何再次实现改革的突破？ 郑永年 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二十周年、中共“十八大”来临之际，中国的改革再次面临一个十字路口。 二十年前，基于“南方讲话”之上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找到了重大的突破口。这一改革路线为今后中国二十来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不仅成功对付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而且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二十年过去了，进一步的改革面临重重阻力，社会不满声音不绝。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改革的下一个门槛必须迈过去。迈过去了就是光明的前途，如果迈不过去，那么中国可能陷入人们所担心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随着社会的激进化，“低度民主陷阱”也很可能到来。 下一步门槛是什么？就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 中国改革的现状如何？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进一步的改革和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不过，这些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态势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具体地说，各方面的改革停滞不前，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强调“维稳”的主要原因。很显然，社会的不稳定反过来严重制约着进步的改革和发展。 首先来看“无改革”。“无改革”指的是一种没有改革的客观局面，它并不是说执政党领导人和政府或者社会不想改革。想改革而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很差，就导致“无改革”局面。今天，方方面面的改革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 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方向很明确，那就是市场经济；同时改革的力度也不小，尤其在九十年代，政府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成效显著。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接轨。内部的改革和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莫大的动力。进入本世纪以来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就是前面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 不过，近年来，经济改革方面已经举步维艰。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大型国企越做越大，越来越多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相比。 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国有部门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央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很快改变着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国企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动员与转移机制，把财富从社会转移到国家，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那么国有企业就没有动力通过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方面求进步了。很显然，垄断型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宪法和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无穷的实际政策的歧视，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的平等性只是一纸空文而已。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也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么不容许，要么加以过多的控制。 如果容许民间融资，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应当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总会从过剩部门流向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有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得不到发展，而资本过剩的部门没有投资空间，从而到处盲流，大肆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 最近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情况，那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连同民间企业家流向了海外。因为全球化，如果中国内部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种趋势会加剧。企业家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体，这个群体的流失势必对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