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的崛起和复兴无疑是二十一世纪最为引人瞩目的一件大事。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在长达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经济规模曾经始终居于世界第一,并且,在经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中国这条“巨龙”很快就会重新恢复她曾经拥有过的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麦迪森,2008)[1]。想一想,就在不久之前我们依然被认为要遵从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才能够不断取得发展,但随着我们自身经济超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在人们已经习惯用“中国奇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逐渐成为他国效仿的对象。这种转变实在是值得欣慰的,正是这种转变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复兴,也意味着中国这条“巨龙”正在逐渐回归到她应有的位置。 当所有人惊呼中国的经济奇迹时,我们同样要问: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作用机理是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依赖于什么?其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探索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为了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意图从“归位”的角度构建一个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框架。在这一理论框架内,我们试图回答: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行为主体主要有哪些?它们曾经受到怎样的历史、地理、社会环境的束缚,它们为什么能够又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从这种束缚中摆脱出来?它们各自的激励与约束条件是什么?这些激励与约束条件如何共同作用形成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们提供的回答思路是:承接于特定的历史经济背景,中国经济中三类主要的行为主体(中央、地方、民众)根据自身的条件进行了事实上的互动式的协调分工,各自对既有的约束条件进行突破,并在互动演进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新的规则,这些规则所确立的激励与约束极大地调动了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正是在这些过程中,中国经济改革逐渐得到发展并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最终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 本文具体安排如下:第二节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并相应地梳理其激励与约束条件;第三节在此基础上从中央、地方、个体三类行为主体的互动中确立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第四节是结语。 二、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和经济背景 中国的经济改革脱胎于其历史背景,因此,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必须追溯其历史渊源。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正是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因此一定程度上讲,强调其历史背景也即强调其转型背景。据此,我们重点从三个互相关联的方面来描述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作为二元经济国家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作为大国的中国。在我们看来,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背景。我们将三个历史背景及其引致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征表示在图1中。
图1 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及其特征 第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背景。改革之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主义体制(林毅夫等,1998)[2]。在这一经济体制当中,其典型特征是:(1)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所有的经济决策都集中于中央;(2)计划的等级性质和建立从上到下的计划执行结构;(3)指令性计划而不是指导性计划;(4)直接按照实物(而不是货币)来进行计划;(5)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保证计划的实现。列宁曾多次把社会主义比作“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在生产资料归社会和国家所有后,全体公民也就成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对应于这个国家辛迪加,政府在经济体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渗透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历史遗产,政府的高度计划性和命令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或迅速缩减,并且由于组织的特性,政府内部的激励方式和权威命令体制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刘瑞明、白永秀,2010)[3]。这一体制背景使得中国经济改革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特征:一方面,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特征”;另一方面,政府内部对于官员的组织激励在改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二,作为二元经济国家的历史背景。中国的另一个特征是其二元经济的典型性,并且表现为城乡、工农双重二元结构。经典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认识到,基于农业和工业两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差别,必须要实现农业的工业化以消除二元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从世界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历程来看,农业的工业化的实现无疑是现代化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工业化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必经阶段,其发展程度也往往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就中国的经济平衡发展来说,农业工业化也是一条必然之路。因此,一定程度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一方面,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构成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农业的工业化使得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在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正是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才涌现出了乡镇企业等改革生力军,并逐步引导中国经济的成长。